其實晉商的用人製度本身，也不是沒有缺陷的。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那麼欲成天下之事，就當用天下之才。市場者，無限之領域也，欲做天下之大市場，就當用天下之大商才。任何用人的條條框框限製，都不利於做成大市場，因為真正的大市場，是不能設置任何“貿易壁壘”的。
晉商、徽商等區域性大商幫的商貿活動範圍是以國內市場為主，有限地涉足國際市場的，應該也算在做大市場了。“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無徽不成鎮”，“無寧不成市”，指的正是這些大商幫廣闊的商貿空間。
而按照做大市場的要求，必須也要有相適應的大人才，即商幫用人範圍，也應像他們的市場那樣廣闊，不應人為地劃地為牢，把比“自己人”更優秀的商才拒之門外，喪失了人才優勢。而人才優勢，是市場優勢的前提。
縱觀晉商、徽商、浙商、粵商、魯商、秦商、贛商、閩商、川商等大商幫的用人，就會發現，他們的一些用人觀是很不適應市場需求的。在這些商幫裏，“自己人”總是最受到重用的。可以說，“朝裏有人好做官”，“打仗兄弟夥，上陣父子兵”這些舊官場隻用“自己人”的傳統，在商幫用人中也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隻用“自己人”，就把那些比“自己人”更優秀、更眾多的“外人”排斥在外了。一個家族，無論曆史如何悠久、人才輩出，也難以有比“外人”更多的人才。何況，“自己人”之間的內訌比與“外人”的爭鬥更觸目驚心，造成的傷害也更深、更難以彌合。晉商在用人上，比徽商前進了一步，就是“用鄉不用親”，把用人的範圍擴大到了同村、鄰鄉、鄰縣，乃至山西全境。
晉商的長處在於：“總攬號事”的總經理幾乎全聘用“外人”充任，東家“自東自掌”者不多。這就從根本上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成功分離，避免了徽商那樣全由家族的“自己人”把持一切的弊端，從製度上保證了商號運作的高效和防止腐敗的產生。“東家出資，夥計出力”的東夥製經營管理模式，無疑是晉商輝煌的一大保證，也是晉商的一大貢獻。尤其是明確規定不用“三爺”(少爺、舅爺、老爺)，“東家不得幹涉號事”，為商號聘用的“外人”充分發揮才能創造了寬鬆的、適宜的環境和條件。在那個到處都已習慣用“自己人”的時代，已是非常難得。
但山西以外的“外人”，晉商是不用的，因為不像“用鄉”那樣知根知底。“用鄉”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鄉親”固然知根知底，但是有才幹的“鄉親”與“鄉”以外的“外人”相比，畢竟還是太少了。何況“鄉親”與“鄉親”在習俗和思維上比較相近，容易在商號內形成“一致”，這就很少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路子出現，當然不容易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變化。
因此，晉商“用鄉”比徽商隻用家族的人有所進步，但局限仍舊很大。始終沒有形成人才優勢，也是晉商和徽商走向衰敗的一大原因。
曆攬古今多少事，成在用人、敗在用人。戰國時，秦用商鞅、李斯、呂不韋這樣的“客卿”治國安邦，把人才優勢轉換成了軍事、政治優勢，才有一統天下之偉業；唐朝“胡風”盛，京師長安“胡人”多達二十多萬，占百萬人口的五分之一強，“胡人”，經商、遊曆，還能入朝為官，盛唐之盛，無疑有“胡人”之功。而清初，隻重用滿人，漢人全被排斥在中樞之外，所以清朝上下多奴才，少人才，後來不得不啟用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中興名臣”，才有“中興”之局。
可見，用人與王朝的命運息息相關。用最廣大區域裏的人才，用最有用的人才，就能成就最輝煌的偉業。
上海本是一名不見經傳的漁村、小鎮，之所以能夠一躍成為東方的大都會，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上海彙聚了大半個中國的人才和財富；美國以其獨特的文化強勢吸引著全世界的人才，這也是美國之所以強大到“領導世界”的地步的一大主因。
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用人都不應有限製。人才和科學一樣是無國界的，那種隻用“自己人”的習慣已越來越落伍了。天下一家，全球一體化，外麵的世界全是“外人”、關起門來隻認“自己人”的時代早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現在各國通商，必須學習語言文字，方能便於辦事。國家所以設立學堂，亦因外交而起。弟意我同行亦須培養人才，擇年少才美者數人，或送學堂學習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學堂。延請教習，俾各號各碼頭皆有一二通習各國語言文字之人，則不但華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況時局變動不測，萬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通洋文者，更可保護全號，不較之攜賬而逃又高一籌乎！”
——《同舟忠告》
“方今時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學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並無此舉，而京城、天津、上海、漢口數處不可不往，火車、火船往來甚便，亦不甚辛苦，不過往返數日，細思有利無弊。”——李宏齡給平遙總號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