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是王樂義這些年來去得最多的地方。1993年5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的主要領導到三元朱村考察，他對王樂義說：“新疆一年中有8個月吃菜要從外地運，你能不能幫助我們新疆發展大棚菜?”過了一個月，王樂義就帶上6名技術員進了疆。先到哈密，他與技術員分析了各方麵的條件後，詳細研究了建造大棚和對大棚菜管理的具體措施，並留下兩名技術員。他又去了烏魯木齊，在那裏也留下了兩名技術員。後來又到了伊犁、昌吉州……他邊走邊講，給農民講解大棚技術、大棚經濟效益，對當地領導講組建市場，為菜農服務。當時，就幫助當地先搞起了26個大棚，當年獲得成功。
1994年，他又帶著42名技術員再到新疆。這一年，從南疆的和田、阿克蘇、塔什到中疆北疆的哈密、伊犁、昌吉州及農一師、農二師、農四師等六七個農墾師，都發展起了冬暖式蔬菜大棚。兩三年的時間，新疆結束了了傳授技術，王樂義每年都要拿出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去新疆。
1999年黨中央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這成了全國人民都關注的問題。近幾年來，王樂義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到西部去得比較多，為西部省份培訓的技術員也比較多，僅到新疆就十多次，增派到新疆的技術員也有幾十人。如今，由他牽頭的魯光農業科技培訓中心在新疆、貴州等地開辦，西部農民不用大老遠跑過來，就能學到先進、實用的蔬菜種植技術。2005年，由王樂義創辦的“國際農民培訓基地”也進一步加快了建設步伐，在這位中國蔬菜大王的努力下，從三元朱村不久將走出我國第一批手持國際證書的國際化農民專家。
3．“這個分紅的錢我一分不拿”
農村黨員幹部要具有無私奉獻、甘願吃虧的精神品質。因為，發揚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是我們共產黨人做好各項工作的前提和基礎。王樂義之所以受人愛戴，就是因為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就是因為他積極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讓大多數老百姓都過上了好日子的信念和追求。
1996年，王樂義在人民大會堂接過了1萬元的“農業獎勵金”。拿到錢，他先到農科院買了3600多元的新．種子。回家路上，得知天津有一項無土栽培芽菜的新技術，他就在天津下了車，問清情況後，急匆匆回到村裏，領上村裏的技術員返回天津學習。交學費，買材料、種子，再加上請技術員，1萬元獎金隻剩下不足3元。回到家裏，老伴問他：“這次到北京領了啥呀?”王樂義有些尷尬地笑了，黑黑的臉膛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說：“領了一萬塊錢，花了。”這些年，到底領了多少錢的獎金，王樂義說不清楚；他的老伴同樣說不清楚，因為王樂義從來不往家裏拿一分錢。有時，村裏種菜搞試驗，王樂義就用自己的錢。他笑嗬嗬地解釋：“反正我的錢用了就用了，自己沒意見別人就沒有意見，花著心裏踏實。”
不可否認，農村黨員幹部在工作中都會遇到名與利、權與錢的較量問題。雖然名利、權錢都是低層次、小數量的，但不少黨員幹部往往也跳不開。取之有道，用之有方，這是常理。若是相反，則背離做人和做黨員的原則。下麵，一位記者與王樂義的對話，為我們如何處理好名利、權錢的問題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記者：“我們知道，這些年您獎金很多，都怎麼個花法?”
王樂義：“每年的獎金基本上給村裏買種子、做實驗，過年過節給老人買衣服、蛋糕這些東西了。”
記者：“做實驗，買禮物?這些，村裏不是有集體收入嗎?”
王樂義： “買的種子不是說都能推廣，萬一實驗失敗，不能讓集體和群眾掏這個錢啊!個人的錢怎麼花都可以，村裏的錢不能枉花一分。”
記者：“您每年講課8個月，累計超過3000次講座，有報酬嗎?”
王樂義：“報酬他們都會主動給，地方窮富我都不要。哪個地方為官者都是為老百姓辦事情，領導來找，不是個人找，是群眾期盼。”
我們可以算一算，如果王樂義想發財，很容易。他在全國推廣蔬菜大棚技術，足跡到過11個省、區、市，舉辦3000多期技術培訓班，發放科普書籍8萬多冊、錄像帶5000多盤。如果每次培訓收講課費100元，就是30多萬元，科普書籍、錄像帶每本(盤)收費10元，就是80多萬元。僅靠這項技術吃飯，王樂義早就應該收入過百萬元了。但是，王樂義分文不取。
不了解、不理解王樂義的人，都會為他惋惜，認為他完全可以掙更多錢。但王樂義並不後悔，他很滿足。他有一個簡單的想法：水有源，樹有根，知黨情就要報黨恩，當村幹部的最大責任，就是帶領群眾致富。他說：“錢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看重了比命重，看輕了就是紙。隻有用在最需要的群眾身上，才有價值。”對此，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張高麗作出了這樣的評價：“生活上最低要求，工作上最高標準。共產黨員如何永葆先進性，王樂義是麵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