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蘭，把黨、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一個人是否樹立了無產階級的人生觀，重要的是看他如何處理黨、國家、人民利 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追求正當的個人利益是無可非議的，個人利益 應當維護，但是，如果為了個人利益而損害他人和人民的利益，那就 是自私自利，是必須反對的。我們的黨員和黨的領導幹部，在執行黨 和國家政策時，必須出於公心，不徇私情，不謀私利；為了維護黨的 事業的發展和人民利益不受損害，做到黨和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無 私無畏，勇於獻身；在個人利益同黨、國家、人民利益發生矛盾時， 做到黨的事業第一，國家第一，人民第一。
二、要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
江澤民同誌指出：我們的幹部必須時刻記住，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隻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絕不能用來為個人或小團體撈取好處，絕不能損害人民的利益。值得注意和憂慮的是，十多年來，一些領導幹部包括有的高級幹部頭腦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淡漠了，把黨的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丟得不少了。甚至有的高高在 上，當官做老爺；有的以權謀私，搞權錢交易；有的利用職權侵吞國 家、集體資財。這樣的人，在幹部和黨員隊伍中雖然隻是極少數，但他們的行為已經嚴重損害我們黨和政府廉潔奉公、執政為民的形象。如果以權謀私，勢必喪失民心。這就告訴我們，黨員領導幹部的惟一選擇，隻能是為人民正確用權，為人民多做工作。
（一）黨員幹部必須正確認識和對待權力
一個黨員領導幹部是否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廉潔奉公，可以從其如何認識和對 待手中的權力表現出來。能否正確認識和對待手中的權力不僅是衡量一個黨員領導幹部合格與否的基本尺度，也是檢驗其是否樹立了正確世界觀、人生觀的重要標準。因此，黨員幹部一定要解決好“為什麼當官”，“為誰掌權的問題”。共產黨員隻有真正把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和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才能真正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才是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樹立正確的權力觀，主要解決好權力從哪裏來、為誰掌權、如何 掌權、用什麼態度掌權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好權力主體、權力目的、權力價值和權力態度問題。
1.首先要解決權力主體問題。我們手中的權力是從哪裏來的？ 這是權力觀的首要問題，它決定了行使權力的目的和對待權力的態 度。封建地主階級認為權力屬於個人。 在封建君主專製體製下，“聯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切封建專製統治者都堅持“君權不可失落，君權不可轉讓，君權不可分割”的統治原則。這是權力私有化的典型。在曆史上，“主權在民”的原 則是資產階級啟蒙學者在反對封建專製統治的鬥爭中提出來的。他們認為，人民雖然把自己的主權交由國家及國家工作人員行使，但是人民的主權意誌不曾交出，政府隻是主權者的執行人，人民的主權者地位始終不變。這種觀點當然包含有進步因素，但正如恩格斯所說，這種“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隻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存在，使“主權在民” 至多隻是一種形式，實質是“主權在資”，即權力成為資產階級一個 階級的權力，人民隻是一個陪襯而已。從根本上說，隻有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才真正實現了‘主權在民”。我國憲法規定，“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對權力擁有毋庸置疑的法 定所有權。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代表人民掌握領導權的。黨的 領導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服務。可見，人民是權力的主體，是權力的 委托者，黨員、幹部是權力的受托者。所以這個權力的使用必須回歸於人民。如果把人民的權力歸為己有，用人民給予的權力去損害人民 的利益，人民完全可以取消他代表人民權力的資格。
2.要解決權力目的問題。為人民謀利益是共產黨人行使權力的目的。為公奉獻還是為私索取，是兩種根本不同的使用權力的目的。剝削階級權力觀認為權力是謀私的工具，利用手中權力搜刮民脂民膏是剝削階級官吏的貪婪本性。相反，共產黨人掌權的目的是借用權力這個工具，完成解放全人類的曆史使命。黨的幹部是人民的公仆，為民造福是行使權力的根本目的。它在實踐中有兩種表現：一要重責。權力是一種責任。作為黨員領導幹部，人民給予他一定的權力，意味著他對人民擔負了一定的責任，人民對他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權力越多，職務越高，責任越大。幹部為人民辦事是自己應盡的義務，而不是對人民的恩賜。二要慎權。即正確地、謹慎地行使權力，要以一個勤務員的姿態，鞠躬盡瘁，恪盡職守，千方百計為人民辦好事。正確行使權力的標誌是讓人民滿意。
3.要解決對待權力的態度問題。服從人民的選擇和黨組織的安排，是共產黨人對權力的基本態度。剝削階級權力觀表現為極度的權 勢欲和升官欲。我國元代一個官吏嚴忠濟曾露骨地說：“寧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無權。”如果說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那麼被權欲所支配的剝削階級官吏就成為人格化的權力，對他們來講，除了升官，不知道有別的快樂；除了丟官，不知道有別的痛苦。對於執政的共產黨黨員幹部來說，剝削階級的權勢欲、升官欲是十分危險的腐蝕劑，它誘發以權謀私，助長個人野心，會造成極大危害。黨的幹部尤其是剛剛走上領導崗位的中青年幹部，必須堅決予以抵製。共產黨人在權 力麵前應有的態度是：共產黨人要從黨和人民的需要來決定個人對權 力的取舍，能上能下，能進能退，一切服從黨和人民的安排。每一個 黨員幹部都要按照江澤民同誌所要求的那樣去做，“所有幹部手中的 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這個權力隻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二）要廉潔奉公，防止權力的腐化
黨員領導幹部手中大都掌握著一定的權力，權力本身有兩重性，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也可以用來為個人或小團體牟取私利。領導 幹部所處的地位使他們容易受到權力的腐蝕，滋生以權謀私行為。如 做幹部人事工作的，掌握著用人權，就有人到你這裏跑官、買官或變相買官；管錢管物的，就有人給你送禮、送錢，想從你手中拿到緊俏 物資和貸款；管工程承包的，就有人想從你手中拿到工程項目，給你 送紅包、給回扣；管稅收的，就有人請吃請喝，給你各種好處，以便 少交稅，等等。我們常講“賄隨權及”，賄賂跟著權力走，有權就有 “鬼”跟來。要防止權力腐化，掌權者就要自覺地防“鬼”。我們有些幹部缺少“防鬼”意識，在金錢、女色的種種誘惑下，舒舒服服地走向了犯罪的深淵。
分析近年來一些黨員幹部貪汙受賄、腐化墮落的案例，就會發現這些人往往在認識和對待權力上，反映著幾種不良傾向：一是將權力的行使私有化。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財產”，想怎麼用就怎麼用，不受限製。有的利用職權為子女、親友謀取好處； 有的利用職權封官許願、拉幫結夥；有的利用職權吃喝玩樂，揮霍國家資財。陳希同、王寶森等人利用人民給的財權，營造豪華別墅供他們享受，就是典型的例子。二是將權力的行使商品化。這些人將市場經濟中的等價交換原則引入黨內和社會政治生活中，以權易權，以權 換錢，以錢買權，大搞權錢交易。原北京市政府農林辦公室農貿處處 長賈桂蘭雖然隻是個處級幹部，實權卻不小。她負責全市農副業產品 肉、蛋、奶的流通、管理、協調，負責郊區機動車輛進京送貨通行證 的發放。農副產品價格放開後，她掌握全市生豬、蛋雞兩項風險基金 使用的審批權。她利用這些權力索賄受賄，而且還振振有詞：“我給 他們辦了事，他們當然應該回報我。”她曾經毫不掩飾地說：“我倒要看看，我這個國家機關的處長，別人到底能花多少錢買得起我。”二是將權力的行使家長化。極少數領導幹部嚴重破壞黨的民主集中製，大搞“一言堂”，黨內集體領導有名無實，個人說了算。這種風氣不僅經常導致錯誤的決策，而且為某些領導幹部謀取非法利益大開了方便之門。以上種種不良傾向的存在說明：一方麵我們必須注意和警惕 職務和地位的變化對人產生的消極影響，必須警惕無製約的權力的腐蝕作用。另一方麵，作為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這是新時期，一些黨員幹部總結的拒腐防變的重要經驗。江澤民同誌指出：現在有的幹部職務升了，權力大了，對自己的要求卻放鬆了；權力一大，直接監督他的人少了，利用他，為他抬轎子的人多了。如果自己不警惕，組織上又不及時教育和監督，就很容易出問題。有的黨員幹部總結廉潔自律的經驗時談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特別注意管好自己的嘴，不該吃的不要吃；管好自己的手，不該拿的不要拿；管好自己的腿，不該去的地方不要去；管好手中的筆，不該批的不要批。同時要處理好“三個圈子”的關係。 一是“血緣圈”的關係，對自己要做到不貪權，不貪錢，不貪利，不貪色；對親屬要做到按原則辦事不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以權力為家人和親屬牟取私利。二是“工作圈”的關係，對老上級、老部下、老同誌也要按原則辦事，不搞“權權交易”。三是“曆史圈”的關係，對老同學、老朋友及同鄉也要不徹私情。群眾講“碗大的公章，不如半個老鄉”，就是對有些黨員幹部沒有關係不辦事，有了關係亂辦事的不滿。黨員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血緣關係、域緣關係侵人業緣關係。權力是人民給的，隻能為人民服務。我們的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 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和資產階級政客都不能回避權力，但是二者獲取權力的途徑不同，掌權目的有本質區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把權力作為施展為人民服務抱負的工具，而不是作為人生追求目標的本身。他們把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和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 他們流血犧牲、奪取政權是為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執政後， 他們忘我工作，追求的是國家強盛、人民幸福，而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高官厚祿。他們不計較個人權力的大小和職位的高低，在任何崗位上都大限度地發光發熱。甚至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自願降低自己的職位。1955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前夕，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聽說要授予自己大將軍銜，向毛澤東寫了一份《降銜申請書》，謙虛地從德、才、資、功方麵指出自己與大將軍銜的不相稱之處，並懇切地說： “為了安心，為了公正，請改授為上將，另將大將銜授給功勳卓著者。” 毛澤東曾高度讚揚這份《降銜申請書》，對軍委其他領導人說：“這是一麵明鏡，共產黨人自身革命的明鏡。”這個事例深刻體現了共產黨人的權力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