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問題，不但要注意事物的發展，還要重視全麵、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看待政績，也要用發展的眼光，既要看其現在，也要看其將來，要把政績放到曆史中去檢驗，真正的政績要能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必須看到，目前某些地方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像一些工程或項目是以犧牲寶貴的資源和環境為代價換來的，像有些作為“政績工程”的高樓大廈就是用毀壞或傷害文物古跡作為代價的，無論如何，這種做法都是不對的。這些事情提醒領導幹部，作為一個領導者不僅要胸懷大誌，還要胸懷大局，要避免在看待政績問題上容易出現的主觀性、片麵性以及目光短淺和急躁情緒。領導幹部要堅持把實事辦實，把好事辦好，真正解決好群眾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製訂建設方案時，一定統籌規劃，合理安排，協調發展；要有前瞻性思維，切忌鼠目寸光；要堅決反對盲目蠻幹，反對以犧牲國家的整體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換來的“政績”，當然，那也就談不上是政績了，而是劣跡，甚至有可能是對人民的犯罪。
“成也民心，敗也民心”，民心是最好的尺度，是最好的衡量標準。在六朝古都河南開封，有座著名的包公祠，祠中豎著一塊碑，碑 上刻的除了有被世人景仰的開封府尹包拯的名字，還有開封府曆任府 尹的名字。人們崇敬包拯廉潔無私、不畏權貴、執法如山，所以凡是 到包公祠參觀的人，幾乎都撫摸一下碑上刻的包拯的名字。時間長了，石碑上的“包拯”二字，被撫摸出一片明亮的凹痕，而其他府尹的名字，卻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其實，曆史清楚地記載著，包拯任開封府尹的時間，隻有一年零三個月。
同樣，在距開封不遠的蘭考縣，焦裕祿擔任縣委書記的時間，也恰好隻有一年零三個月。但是，在幾十年過去後的今天，當電影《焦 裕祿》在全國放映時，有無數人是在含著眼淚觀看，有無數人在心底呼喚著焦裕祿的名字。在20世紀90年代，穆青等三個當年采寫焦裕 祿事跡的老記者重訪蘭考，曾專程到焦裕祿墓前敬獻花圈。當時焦裕 祿去世已經26年了。蘭考人民在明末黃河故堤的一個沙丘上，修建 了焦裕祿烈士陵園。陵園裏，參天的泡桐和鬱鬱蔥蔥的鬆柏交織環繞，白色大理石砌築的基地上豎立著一麵屏壁，上麵鎊刻著毛澤東的 題字：“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每年都有幾十萬人來到焦裕祿墓前 憑吊。蘭考人民永遠忘不了焦書記。在蘭考人心目中，焦裕祿沒有死。在村頭、田間，在農舍、牛棚，在烈日當頭，在夜半夢鄉，他們似乎還在跟焦書記傾訴自己的心裏話。 “看到泡桐樹，想起焦裕祿。” 這是傳唱在蘭考的一首新民歌。焦裕祿當年為了防風固沙，幫助農民擺脫貧困，提倡種植泡桐。幾十年過去了，蘭考全境的飛沙地、老掛窩、鹽堿灘，都已經長起大片大片縱橫成網的泡桐林了。1963年焦裕祿親於栽下的那棵麻軒粗的幼桐，已經長成雙人合抱的大樹，人們親切地叫它“焦桐”。正像那重訪蘭考的三位記者敬獻的花圈的挽帶上所寫，“焦裕祿精神永存”，焦裕祿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政聲人去後， 民意閑談時”。自古以來，為官一任是造福百姓，還是害民擾民；是功德無量，還是碌碌無為；是公義無私，還是貪贓枉法，不在於當官的自己如何評價或者上司領導如何評價，而是要由老百姓來評價。古代官吏包拯和現代領導幹部焦裕祿，共同受到了人民的喜愛。但是，他們之所以受到人民的喜愛，絕不是因為在短暫的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裏，為當地人民作出了什麼驚天動地的 “政績”，可是，誰又能說包拯和焦裕祿沒有幹出為人民所稱頌、所難忘的政績呢？
曆史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民心、實踐、時間、曆史都是政績的最終裁判者。當年，老區某貧困縣的縣委書記離任時，當地人民群眾依依不舍，因為，這位書記做的好事太多了，用群眾的話說，書記的政績寫在太行山山水水間。一個領導幹部在任期間能夠讓群眾的生活離貧困遠了一步，距溫飽近了一步，生活水平提高了，發展基礎增強了，這不就是最好的政績嗎？！民心如海，滴水彙聚成其汪洋。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成立後不久，胡錦濤同誌就向全黨提出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的要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的過程，就是成就其偉大事業的過程。
第四節 人生的價值在於對人民的奉獻
考察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不難看出，在實際生活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是常常被架空的，特別是對於封建社會裏貪圖物欲的剝削階級來說，“重義輕利” 僅是一種口頭上的裝飾。在民間素有“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過來” 、“有錢能使鬼推磨” 等諺語，這非常生動地說明了在封建社會金錢是萬能的。 西晉隱士魯褒曾作《錢神論》，諷刺當時社會以金錢為核心，統治腐敗、社會貪鄙的世風。 魯褒一改傳統思想的定調，認為“生死有命，富貴在錢”，錢財對命運具有極端重要的價值，並以下麵的典故當佐證：當年劉邦當小吏時，到威陽服公役，蕭何比別人多送他二錢， 後來劉邦當皇帝時，加封蕭何二千戶。在封建社會統治階級中普遍存在著錢權交易的現象，許多人都有重財貪利的心理。因此，魯褒也就自然得出了在貪風盛行之下，不是人控製錢，而是錢這位“親愛如兄，字曰‘孔方’”的神在 控製人和支配人的結論。事實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儒家提倡的 “重義輕利”的道德思想是非常無力的，它根本無法約束一些人對物質利益的貪欲。
中國共產黨是不同於曆代封建統治者，不同於任何剝削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政黨，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是 黨的利益，戰爭年代是如此，建設時期依然如此。在革命戰爭年代， 共產黨號召全黨同誌不怕犧牲、前仆後繼地為革命的勝利而英勇鬥爭。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告誡全黨同誌要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 永遠保持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和革命精神。在新的曆史時期，黨要求全 黨同誌必須經得起改革開放和長期執政的考驗，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用正確的價值觀處理好權力和利益的關係，要用人民賦予的權力， 為人民謀利益，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勤奮工作。
一、 立黨為公是共產黨人的立身之本
立黨為公， 而不是立黨為私， 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原則，也是共產黨人的立身之本。江澤民同誌曾經明確提出，要大力宣傳和弘揚包括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精神在內的五種精神，這對於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管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時期，共產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這個原則不能變。大家一定要正確理解和執行黨的富民政策，千方百計地幫助群眾特別是貧困地區的群眾富裕起來。自己則應該帶頭吃苦，甘於奉獻，要有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黨員幹部不僅要與人民群眾一起同甘共苦，而且還強調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共產黨人應當堅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提倡對人民多作奉獻。鄧小平曾經指出：“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這個問題不是說一句話就可以解決的，要做許多踏踏實實的工作。”做許多踏踏實實的工作，其中就包括對人民的元私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