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等級森嚴的士族製度，破壞了封建官家的權力結構，就連組織上選拔幹部也既不問文武才能，更不看吏治考績，隻要有個好爸爸或者好祖宗。憑借祖上積下的那點陰德，便可青雲直上，高官顯貴。在當時的市麵上流傳一段話：“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何如則秘書（郎）。”就是說，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後，隻要到坐車掉不下來的年齡，便可做著作郎；隻要會寫在信中寫兩句問候的客套話，便可當秘書郎。
士族子弟生活上不差錢，政治上不操心，高官厚祿從他們呱呱墜地時就早已注定，這不是命又是什麼？
士庶之間有著雲壤之別，可並不代表門閥士族就強大到了沒有權力軟肋。比說說，當時的門閥士族的地位正在受到新興寒門地主的挑戰和威脅。這種威脅來自於槍杆子，因為這時候的軍權就掌握在皇室和寒門出身的武將手中，槍杆子自然就撐起了腰杆子。
既然士族有那麼多的既得利益，庶族地主也不願意隻講奉獻，看著對方吃香的喝辣的。於是他們也就想辦法拚命往士族地主階層裏鑽，而鑽營的主要辦法，就是修改黃籍。放在今天來說，就是修改戶口本。當時的戶口本是用黃紙書寫，所以稱黃籍，像每戶家裏有多少人，祖上做過幾品官，擔任過什麼職務，有過什麼軍功，跟哪些人家結過親，是和尚還是道士，黃籍上都記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說，誰家是士族誰家是庶族，一查黃籍就清清楚楚，因此像收賦稅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黃籍為準。
趨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既然有空子可以鑽，誰還願意當那冤大頭二百五？因此，庶族地主挖空心思想擠進士族的隊伍裏來，那時候想搞個士族的戶口比什麼都難。難歸難，總還是有辦法的，而且方法還不止一條兩條。比如說冒充士族、假報祖上有過什麼軍功、假冒和尚道士、增丁加口的時候瞞報戶口、人還活著就在黃籍上將其注銷戶口……當然，這樣做的前提就是必須買通管理黃籍的官吏。史料記載，當時隻需要花一萬錢就可以賄賂管理黃籍的官吏，就能把庶族身份改成士族。
既然能通過這樣一種手段，實現身份的改變。於是有錢有門路的庶族人員紛紛走此捷徑，造成庶族地主假冒士族地主的現象愈演愈烈，納賦稅和服徭役的人也就越來越少，朝廷的收入自然也在不斷減少。這樣一來，最著急上火的人是坐在宮裏喝茶的皇帝。都去當士族了，他找誰吃拿卡要啊？
南齊的開國皇帝齊高帝蕭道成決定采取措施，這麼下去也不是辦法，士族隊伍不能再這麼無休止地擴容下去，必須“檢籍”，也就是做好人口普查。巧的是檢籍剛剛啟動，齊高帝就病死了。繼位的齊武帝繼承了先皇的遺誌，並且設立了檢籍官，專門負責清查戶口。
這樣折騰來折騰去，麻煩就折騰大了。買賣戶口，改換士庶門庭，本來是製度漏洞下，人人都可以去鑽的空子。可政府這麼一紮緊口袋，將那些還沒來得及鑽進袋子裏的人生生地堵在了門外。中國自古以來的法治傳統，有一條約定俗成的習慣做法叫“法不責眾”。可如今皇帝較真起來，要動真格的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凡是清查出來的冒牌士族、假和尚、假道士，就罰他們到邊遠地方充軍。清查戶口使得庶族地主跟朝廷的矛盾，庶族地主跟士族地主的矛盾，普通老百姓跟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都驟然升級。每個集團都在與規則較勁，都在打著各自的利益算盤。
尤其那些已經花錢托關係辦好戶口的庶族地主，他們本來很享受這種“山寨版”的士族生活，可如今皇帝查戶口破壞了他們的好夢，注銷了他們的假戶籍不算，還把他們發配到鳥不拉屎的地方去充軍，這等於是要了他們的半條命。當時南北對立，戰事頻繁，敵國並不知道對手是南朝地主，家裏有的是錢，況且即便知道也不會刀下留情。大家都是各為其主，你砍我一刀，我絕對要砍回來，戰場上容不得一丁點兒猶豫和軟心腸。
於是，查戶口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越積越重。能量積聚到了齊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浙江就爆發了那場富人革命—唐寓之起義。
唐寓之是土生土長的浙江富陽人，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當地有名的風水先生。浙江富人多，所以唐寓之的祖父和父親的生意也非常好，他們通過看風水進行家族資本的原始積累，生活也相當富裕。有錢就有油水可撈，檢籍官在清查戶口的時候，想借機敲詐勒索，硬說他家的戶籍存在問題，要把唐寓之捉去充軍。要知道，在任何年代，富人不光有錢，還有一副牛脾氣。憤怒青年唐寓之內心這把憤怒之火被點燃，他對檢籍官的誣陷嚴重不滿。放眼望去此時各地反對檢籍的人越來越多，老百姓與檢籍官之間發生血腥衝突的事件不斷傳進唐寓之的耳朵裏。他預感到，屬於自己的時代已經到來了。他們這幫庶族地主缺的並不是錢，而是一個名分。這個名分代表著權勢和利益，他發動起義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多了不起，他是要通過暴力手段拿回自己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