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隋朝開創科舉取士之先河後，一批又一批學子經過十年寒窗的苦心經營後，想要進入官場，實現兼濟天下和光宗耀祖的宏願，參加科舉考試成了他們人生的必由之路。客觀地說，科舉製度在封建國家的人才選拔中的確發揮過重要作用，那些厚厚的經史子集為官場輸送了多少奸佞小人，多少功臣良將。但是另一方麵，它那種日趨規範化、程式化的考試模式，又反過來束縛了人的創造性，限製了人的自由發揮，桎梏了社會文化的發展。千餘年來若幹文人學士投身其中，頭懸梁，錐刺股，備嚐艱辛苦難。但是在其內心深處則有一種強烈的反感與叛逆，特別是個性精神和主體意識比較強烈的文人。要不然就像李白那樣的天縱奇才，幹脆拒絕去玩這種折騰讀書人的高級遊戲。
在抗拒官家程式化的科舉考試的進程中，另一條權力通道也被開辟出來，這就是所謂的“終南捷徑”。如果說科舉考試是文人入仕的主渠道，那麼“終南捷徑”隻能算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補充。千萬人擠獨木橋的科舉考試成功率太低，這時候“終南捷徑”就對文人學士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司馬相如的成功除去個人的才華，還有一點被人忽視，那就是他的家族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但這個實力隻是相對來說，並不是說他的家族屬於當地的巨富，他也算不上富二代。他和卓文君婚戀之後，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已經充分證明了他家的餘糧也不是很多的。也就是說司馬家族以自己家族的資財幫助司馬相如進入官場，已經算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隻希望有朝一日司馬相如能夠出人頭地，為整個家族帶來榮耀。
在封建時代，整個家族有時候會將全部力量當作賭注，押寶在一個兒女身上，這在當時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司馬相如由此做了訾郎，這個官銜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古代郎字和走廊的廊字是通假的。依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測出司馬相如這個郎中，說白了就是站在皇帝辦公的宮殿走廊裏聽使喚的一個小官，隨叫隨到。在漢景帝時期，司馬相如為武騎常侍，作為一個郎官，雖然是侍奉在皇帝身邊，但他的職責就是整天訓練馬匹，供皇帝躍馬馳騁，這和他所擅長的文學專業完全不對口；皇帝狩獵的時候，他要奔跑在皇帝的前麵，尋找狩獵的目標，以便讓皇帝能夠百發百中，彰顯其天賦的膽識和武功。這樣一個整天和牲畜野獸打交道的武騎常侍，對於自以為滿腹經綸，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所作為的司馬相如來說無疑是痛苦的。正是在這種痛苦心理的驅使下，梁孝王來朝的時候，司馬相如與梁孝王身邊的說客鄒陽、枚乘一見如故，隨後假托有病，辭去了武騎常侍這個皇帝身邊的官職，跑到梁孝王那裏做了一名混吃混喝的食客。
在梁孝王那裏，司馬相如作為食客雖然沒有一官半職，但是能夠和鄒陽、枚乘等文人整天賞花賞月廝混一處，也算是找準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一群文人泡在一起，激揚文字，指點江山，倒也過得逍遙快活。也就在這個時期，司馬相如寫出了令他受益終生的《子虛賦》。但是這種幸福的生活並沒過多久，梁孝王就死在了自己的封地，梁地也隨之被瓜分為五個小國，分封給梁孝王的五個兒子。司馬相如也就此結束了讓他戀戀不舍的“北漂”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繼續一個文人的創業之旅。
司馬相如回到家鄉麵對著的是家徒四壁，官場走一遭，又做了幾年的食客卻還是一無所有。此情此景，可以說是西漢王朝普通文人的真實寫照。按照司馬相如出生的年代（公元前179年）計算，這個時候的他已經是一個三十五歲的中年男人。古人講究三十而立，三十五歲依然功不成名不就，他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這時候，司馬相如在官場上結交的朋友王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吉，人如其名，為司馬相如帶來的是大吉大利的人生。他不僅協助司馬相如娶到了富家的小姐，而且還動用自己的資源幫助司馬相如在仕途上起死回生。
司馬相如和卓文君這次婚戀活動的前前後後，王吉是人場和錢場給夠足了麵子。這些錢都花在哪些地方呢？一方麵為司馬相如大造輿論聲勢，以顯示其大款氣派；另一方麵用來買通卓文君身邊的人，向卓文君推薦司馬相如，製造一些情人邂逅的場麵，讓卓文君與司馬相如能夠零距離接觸。所有的付出就為了讓卓文君能夠欣賞司馬相如的才華，覺得“那小子真帥”，並最終傾心於這個窮小子。前期的經費投入對王吉來說，也許算不得什麼，但是對窮得叮當響的司馬相如來說，已經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在卓王孫宴請司馬相如的宴會上，王吉故意讓司馬相如彈琴，而司馬相如再三推辭謙虛，最後演奏了那首向卓文君求愛的樂府詩。知音少，弦斷有誰聽？這種安排十分巧妙。一是以琴傳情本就是愛情大戲裏常用的橋段；二是彈琴掩蓋了司馬相如口吃的生理缺陷。一個窮困潦倒的文人，三十多歲還要通過這種方式來獲得愛情與事業，這種感覺很難向外人傾訴。
司馬相如在王吉的協助下，不僅如願娶到了卓文君，抱得美人歸，而且還為打造自己的個人品牌進行了一係列的宣傳活動。宣傳隻有一個目的，就是讓當地的名門望族都知道，我司馬相如是這個時代最貴的人才。在那個報紙、電視、網絡要什麼沒什麼的年代，想把自己炒熱炒紅炒成文化名人，還真不是容易的事。可司馬相如做到了，如果沒有很好的營銷手段，司馬相如的文采是很難在短時間內被漢武帝劉徹所知曉的。劉徹登基之後，搜羅了一批出身草根的文人跟隨在自己的左右，作為自己的參謀。蜀人楊得意也就是這時候在漢武帝麵前推舉了司馬相如，並拿出了那首流傳千古的《子虛賦》。當時的漢武帝剛剛十七歲，需要文人為他搖旗呐喊。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也就是漢武帝登基的第二年，西漢王朝開立樂府，征及各國及民間樂曲。這個時候的司馬相如是協律都尉（宮廷樂師）李延年手下的一名官員，其主要職責就是專門從事詩詞歌賦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