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子送出去了，麥桓到手的隻是一個待補缺的候補官員。這時候手中已經沒有多少錢再去打點，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其實也好辦，先打個白條，將來有錢再補上。麥桓向上司承諾，如果自己能夠由候補隊員成為場上的正式隊員，捏災冒銷得銀後，將連本帶息一並奉上。就這樣，蔣全迪保舉他升補靖雲知縣，麥桓馬不停蹄趕到任所大辦其“捐監賑災”，以籌措銀兩還債。人不可無信，白條打了就要認賬，不然他頭上的七品烏紗也戴不長久。
我們就拿蘭州知府蔣全迪來說，他作為四品官的知府每年俸祿為一百零五兩，養廉銀為四千兩左右，二者合之，其合法收入三年也不過就是一萬多兩。可我們都知道那句“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裏有虛構的成分在裏麵嗎？肯定沒有。
為了證明這不是信口開河，在這裏開列清朝官場的幾種陋規。所謂陋規，就是官場上一直沿襲下來的那些不成文的規矩，又特指賄賂需索。陋規的形式五花八門，因篇幅有限，我隻簡單開列三種：
節壽禮。顧名思義就是逢年過節或者趕上官員家裏慶生，同僚和下屬為其送禮。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裏講陝西糧道向上司和有關衙門官員送禮定規為：給西安將軍三節兩壽禮，每次銀八百兩，表禮、水禮八色，門包四十兩；八旗都統二人，每人每節銀二百兩，水禮四色；陝西巡撫，四季致送，每季銀一千三兩，節壽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陝西總督，三節致送，每節銀一千兩，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高級衙門的師爺節壽禮亦有規定，所謂“撫、藩、臬幕友一年節壽陋規，俱由首縣攤派各州縣書吏冊費，藩司用印劄代為催取”。在中央衙門，書吏給司官送“年終規禮”。在“年終規禮”中，有兩項主要指標不得不提。那就是虧空和勒接。
虧空。貪官將征收的錢糧並不是全部上交國庫，一部分裝進自己的腰包，或者為本身早得稅銀而少征，造成錢糧的虧空。
勒接。官員有了虧空，在他卸職離任的時候，本來是無法交待過去的，但是接任者為了能夠順利得到實缺，往往願意承受他的虧空，答應代為賠償，以便早日上任，至於以後能否賠補就管不了那麼多了。有的人不願接受虧空，拒絕給前任調補虧空，這時上司就會出麵，強迫新任接受，以免暴露出去，成為他的政績汙點。比如說道光年間，河南永城令沈玉墀接受前任的虧欠銀三萬兩，到任隻有一年多的時間，自己又虧空了三萬兩，這樣前後算下來光是虧空就高達六萬兩。
這樣一任知府幹下來，撈取個十萬兩銀子應該不是什麼太難的事。
以上提到的隻是地方官的所謂灰色收入，至於貪汙、勒索，賄賂大撈外快，其收入更是難以計算。在這裏，所謂清官與貪官，也隻是相對而言。在這種情況，統治集團不得不采取變通的辦法，逐步降低合法與非法，廉潔與腐敗的標準，將一部分非法視為合法，將不算太嚴重的腐敗視為廉潔。
康熙說過，“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如州縣官隻取一分此外不收，便是好官。”這就等於是放寬了廉吏的底線，隻取一分此外不收。在這裏一分的標準到底是多少？無人給出界定。清人馮桂芬分析得就更加直白，他認為當時官吏廉與不廉的區別僅僅在於“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陋規雖然說不是法定的，但它已經形成了規範，被人們所接受，可以說它是不成文的官場規則。
它同時還是一種既成事實，無論是送禮者，還是受禮者，基本上都是受之當然，心安理得。反倒那些不送不受的人，倒成了世俗人眼中的二愣子。陋規中金錢財物的交往，基本上都是大官吞噬小官贓物，官吏壓榨百姓血汗，是利益集團成員在其俸祿、賦役之外的貪婪追求。需要指出的是，下級對上司的敬奉，它的來源主要是正額賦役外由橫征暴斂得來的灰色收入，所以對稅民的敲榨勒索，是維護這些陋規的前提條件。
由於封建官場呈金字塔，每上升一級都非常困難，因此下級獲得升遷或保位就必須博得上級的歡心。在古代官場，官員提拔缺乏客觀標準，下級向上級行賄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選，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同樣金字塔式的貪腐生態係統、一條食物鏈：官員不貪腐就無法行賄，不行賄就無法保位或升遷，每一級官員都是其下級的受賄者，是其上級的行賄者，而真正清廉的官員就必然鳳毛麟角。
換句話講，如果一個官員想保全官位或者得到升遷，他就必須參與到這個貪腐集體中，否則作為異己就無法存活於這條食物鏈中，因為他的上級和同僚會擔心他有可能揭發。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甘肅通省官員上下串通，連堂堂一國之君都敢忽悠，竟然長期作弊而沒有被發覺。王亶望還因收捐監生工作幹得出色，每年替國家省去白銀一百幾十萬兩，受到皇帝的嘉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被調任浙江巡撫（省長），不降反升。王亶望在甘肅地界上的錢撈足了，還得到了升遷。真是越貪越旺，越貪越升。
接替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讚也不甘落後，前任的榜樣力量是無窮的。他繼承並發展了前任的實踐經驗，他統一規定報捐時，各州縣每人折收白銀五十五兩，除辦公費四兩外，再加二兩所謂的“心紅紙張”費。據不完全統計，在王亶望、王廷讚先後主持甘肅捐監的六年時間裏，每年報捐人數約在四萬上下。這一點連乾隆皇帝也歎為觀止，他在事後總結道“曆年所捐監生不下數十萬”。如果以每名五十五兩計，共折收捐監銀兩在一千三百萬兩以上。這筆巨款中，確實有一小部分采買糧食以為賑災之用，但大部分則源源不斷地流進了大大小小官員的腰包，其數目不會少於白銀一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每年財政總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