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內閣中書這樣職卑位尊的京官打著一個“京”字招牌，就可以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內閣大學士”這樣的實權人物，禮拜為老師，再以師生關係得到推薦拔擢，獲得更多的升遷機遇。
“六年俸滿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晉升為五品，羨煞了多少地方官員。要知道當時全國的州縣數以千計，那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員，以知縣為最多，但知縣的品級很低，隻是一個七品卑秩。知縣的頂頭上司知府是四品，上下級之間相差有三四級之多，這三四級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職，知縣根本瞧不上眼。如果一個知縣想要直升為像知府這樣的正印官，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往往做了幾十年的知縣也難望“四品黃堂”。
在京城當官，因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論官級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當時的中央六部來說，任尚書、侍郎堂官的，其下屬司員郎中、員外郎、主事見到他們時，隻是抱拳一揖為禮，而一、二品大員的堂官則必須以起立致意的方式來還禮，官銜再大也不能坐在那裏充大爺。
曾國荃攻克金陵後封了伯爵，有一段時間內調為兵部尚書。因為他是從軍隊起家的，當時軍隊裏的領軍者很會擺譜，與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有一位司員手持文書來彙報公事，施過一揖之禮後，曾國荃坐在那裏紋絲不動，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那位司員也有文人的傲骨，將手中文書往曾國荃麵前一扔，用言語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頓。官當得再大，也要懂得禮數。
作為行伍出身的曾國荃哪裏受得了這個氣，自知幹不了這一行，不到一個月便要求外調到地方任職，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撫總督。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僚隊伍並不是凝固的，而是像流水一樣始終處於流動狀態。這種流動並不僅僅限於京官各衙門之間，也存在於京官與外官之間。乾隆年間，官員內升外轉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規則：凡禦史、郎中、員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評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隸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而讚禮郎、讀祝官中監生出身者須有三年以上工作經驗（曆俸三年）、辦事明白才能達到保送資格。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學，內閣學士、侍郎可以用為巡撫，尚書用為總督等等。
但是，對於京官與外官的選用標準，在製度與操作上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剛開始，朝廷在京官的使用上，主要還是局限於京城各衙門內部之間互相調劑，理由是京官不熟悉地方民情，隻能在京城各衙門裏混飯吃。
到後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康熙帝的觀點是：“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觀型。”這句話表明了皇帝對於京官的態度，那就是京官應該做官員的表率，做地方官員的榜樣。
像內閣中書這樣職卑位尊的京官打著一個“京”字招牌，就可以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內閣大學士”這樣的實權人物，禮拜為老師，再以師生關係得到推薦拔擢，獲得更多的升遷機遇。
“六年俸滿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晉升為五品，羨煞了多少地方官員。要知道當時全國的州縣數以千計，那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員，以知縣為最多，但知縣的品級很低，隻是一個七品卑秩。知縣的頂頭上司知府是四品，上下級之間相差有三四級之多，這三四級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職，知縣根本瞧不上眼。如果一個知縣想要直升為像知府這樣的正印官，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往往做了幾十年的知縣也難望“四品黃堂”。
在京城當官，因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論官級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當時的中央六部來說，任尚書、侍郎堂官的，其下屬司員郎中、員外郎、主事見到他們時，隻是抱拳一揖為禮，而一、二品大員的堂官則必須以起立致意的方式來還禮，官銜再大也不能坐在那裏充大爺。
曾國荃攻克金陵後封了伯爵，有一段時間內調為兵部尚書。因為他是從軍隊起家的，當時軍隊裏的領軍者很會擺譜，與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有一位司員手持文書來彙報公事，施過一揖之禮後，曾國荃坐在那裏紋絲不動，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那位司員也有文人的傲骨，將手中文書往曾國荃麵前一扔，用言語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頓。官當得再大，也要懂得禮數。
作為行伍出身的曾國荃哪裏受得了這個氣，自知幹不了這一行，不到一個月便要求外調到地方任職，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撫總督。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僚隊伍並不是凝固的，而是像流水一樣始終處於流動狀態。這種流動並不僅僅限於京官各衙門之間，也存在於京官與外官之間。乾隆年間，官員內升外轉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規則：凡禦史、郎中、員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評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隸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而讚禮郎、讀祝官中監生出身者須有三年以上工作經驗（曆俸三年）、辦事明白才能達到保送資格。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學，內閣學士、侍郎可以用為巡撫，尚書用為總督等等。
但是，對於京官與外官的選用標準，在製度與操作上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剛開始，朝廷在京官的使用上，主要還是局限於京城各衙門內部之間互相調劑，理由是京官不熟悉地方民情，隻能在京城各衙門裏混飯吃。
到後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康熙帝的觀點是：“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觀型。”這句話表明了皇帝對於京官的態度，那就是京官應該做官員的表率，做地方官員的榜樣。
隨著執政者態度的轉變，國家製度也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地方的七品知縣可以調遷為京官裏的七品主事，將地方才品兼優的官員調任京城任職。
另外在官員的選用上，京官與外官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京職各衙門事務，是處於一種集體辦公的環境中，京官雖然在能力上有著高下之分，但有一項是必須具備的，那就是“習之法度”，也就是他們必須是熟悉國家行政條例的辦公型人才。而外官則不同。“道府州縣等官，刑名錢穀責成一身，兼以沿河沿海苗疆煙瘴等缺”。地方官府衙門麵對的是老百姓，這就要求他們熟知民情，是具有解決刑名錢糧能力的綜合型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