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的“五宮”後妃都是來自蒙古科爾沁草原博爾濟吉特氏，屬於草原貴族。孝端皇後膝下無子，她與孝莊文皇後是親姑侄；皇太極的其他兩宮也有一皇子，比福臨小，而且母親的地位與孝莊皇後相去甚遠。博爾濟吉特氏家族為了夯實在朝廷的特權地位，她們就必須將孝莊之子福臨抬到皇帝的位置上。
濟爾哈朗與多爾袞攝政，接著多爾袞又采取果斷措施，奪去諸王貝勒等辦理部院事務的權力，將諸王貝勒等歸入都察院的稽察範圍。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自己的權力之路掃清障礙。
在這之後，多爾袞掃蕩中原，為大清政權一統，立下了汗馬功勞。多爾袞這時候受封“皇父攝政王”，而他當初的政敵濟爾哈朗則受封“信義輔政叔王”。作為實權派的多爾袞擁有頒發諭旨的權力，無限接近於皇位。在這之後，他又找了機會幹掉了豪格，將其妃子占為己有。這時候的多爾袞雖未稱帝，但其權勢卻並不輸給皇帝。就連幼帝福臨和孝莊文皇後也不免為自己的處境所擔憂。他們並不是權力的真正主人，隻是權力的尋租者，說不定哪天就被多爾袞連本帶息地收回去。
三方集團的博弈
也許是造化弄人，多爾袞這個權力大地主並沒有等到收租子的那一天，就走到了自己的生命終點。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攝政王多爾袞死在了喀喇城（今河北灤平）。孝莊母子至此方算從權力大盤中解套，對於母子來說，下一步就是如何將皇權集中。順治皇帝頒下詔書，“暴多爾袞罪行於中外”，將其生前爵位全部收回。少年天子以雷霆萬鈞之勢，宣告皇權的強勢回歸。
母子二人這麼做，是做給那些大臣們看的。但凡與皇權掰手腕的人最後都沒有好的下場。
皇帝年齡太小，而自己的那些皇叔一個個握有重權。在中央權力機構中，攝政體製就成為均衡權力集團各方利益的產物。加上大清開國兩任帝王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沒有確定儲君製度，所以才引發了權力紛爭。攝政體製既要確保帝係傳承的合法性，也同時要顧及到努爾哈赤嫡係子弟的權勢。經過權力集團的內部平衡，才出現了皇叔父攝政，代行皇權這樣一種特殊時期的特殊結構。
同樣的權力模式在順治死後又重新上演了一遍，順治帝的八歲皇三子玄燁繼承大統，改元康熙。順治在自己的遺詔裏命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為輔臣。與前麵的親王攝政不同，輔政是在皇室宗親、諸位貝勒都還健在的情況下，出現的另一種權力模式。這種製度之所以能夠得到推行，是因為經過前麵幾代的權力稀釋，這時候的皇室宗親手中的權力已經不如往昔那般強大。沒有強大的權力，就沒有話語權。索尼等四異姓臣分執權力，這是孝莊文皇後為了強化皇權，做出的調整。
順治與康熙父子二人，雖然都是在幼齡即位，當兩人所遭遇的處境已經完全不同。
順治即位時，那些開國功高諸王還沒有退出權力的舞台，他們手中還握有兵權。而到這時候，諸王已經退的退，死的死。繼承他們權力的那些少壯派親王已經沒有父輩們的銳氣，正因為如此，孝莊文皇後與自己的孫子康熙皇帝才能從容應對局麵。也就是說，親王攝政的體製一天不終止，玄燁的帝位就一天都難以鞏固。而孝莊太後起用異姓大臣輔政，是為了掌控局麵。
孝莊文皇後為什麼會選中索尼等四人作為輔政大臣？這還要從滿洲八旗的權力分配說起。努爾哈赤死了以後，八旗內部的權力分配有了大幅度的調整。那就是皇太極將原先自己所領的兩白旗與多爾袞兄弟的兩黃旗做了置換，由自己來領兩黃旗。這也為八旗內部的權力博弈埋下了隱患。
本來兩黃旗是八旗的王旗，可等到皇太極死後，多爾袞權力集團卷土重來，他所領的正白旗成為八旗的核心。他死之後，順治收繳了正白旗。也就是說，正白旗與兩黃旗構成了八旗中身份最為高貴的“上三旗”，成為大清權力結構中的柱石。滿族八旗在權力係統中的地位也越拉越大，“下五旗”由此成為諸王、貝勒的宗藩封地，慢慢脫離了權力係統的核心地帶，淪為權力邊緣的配角。
孝莊文皇後選中的這四個輔政大臣，都是出自“上三旗”。其中索尼為正黃旗，蘇克薩哈為正白旗，遏必隆、鼇拜都是鑲黃旗。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這四大臣都是侍衛親軍的內大臣，也是孝莊倚重之人。當年索尼等四人在福臨同多爾袞的權力鬥爭中，都是堅定地站在了孝莊一邊。綜合以上因素，他們四個人能夠脫穎而出是預料之中的事。
這樣一來，在中央就形成以皇帝為主，四位異姓大臣為輔的權力結構。將權力賦予異姓大臣，就迫使努爾哈赤的其他子孫讓出權力，無形之中就保障了皇權的穩定。
輔政大臣與攝政王執政相比，這種權力分配方式更有利於皇權的穩定。
其一，兩者手中的權勢不可同日而語。攝政叔王都是皇室宗親，是一種血親關係。這種血親關係，使得他們的軍政地位極為顯耀。輔政大臣權力則受到孝莊文皇後和其他諸王的製約，他們不敢也不能無視皇權的存在。
其二，兩者的權限範圍也不在一個層麵上。攝政是替皇帝行使皇權，有點越俎代庖的意思在裏麵。攝政王具有獨立於皇權的軍政大權，甚至可以代替皇帝頒發諭旨。而輔政大臣的權限隻是輔佐皇帝處理政務，受皇權的製約。四大臣不能置皇權於不顧，凡事要呈請皇太後。一句話，攝政王位高權重，極易排斥皇太後和幼主，而輔政大臣則可以維護皇權，預防諸王參與分肥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