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麼的，我現在開始無比懷念那些在中學寢室和大學教室裏，閱讀餘華的日子。或者說，閱讀文學的安靜日子。
這些個人化的觀察和理解，在2014年4月下旬，麵對餘華進行采訪的時候，慢慢冰消雪融，得到釋懷。因為餘華笑嘻嘻地忽略了這一切。作為文本的他和話題的他，相比作為現實的他而言，都顯得輕描淡寫。創作，始終是一個作家本人的常態，無論外界為他勾勒巔峰和低穀，給他塗抹輝煌或黯淡；創作，始終就這樣執著地，頑強地，或許還有些令圍觀者興味索然地，構成了作家的全部。
一
多年以前，餘華就想著怎麼把社會現實寫進小說裏，但苦於沒有找到串起那些事件的線索。當他發現了“死無葬身之地的靈魂”這個視角之後，他興奮地告訴自己“可以寫了”。於是有了《第七天》。在這部餘華最新的小說中，集中出現了許多大眾關注並熟知的公共事件，多到有讀者質疑：小說是不是距離現實太近，失去了文學的空間？甚至成了一種“新聞體”小說？這讓餘華感到很委屈。因為他覺得，《第七天》是很好的小說，正如《兄弟》是很好的小說一樣。
範寧（以下簡稱“範”）：怎麼開始寫《第七天》的？
餘華（以下簡稱“餘”）：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想，把這麼多年在中國發生的，受人關注的公眾事件集中在一部書裏麵完成。這是我有意為之的。後來到我想寫這麼一本書的時候，我發現其實很難很難，因為事情太多太龐雜。後來找到了“死無葬身之地”這個視角，我很興奮，告訴自己“現在可以開始寫了”。結果別人質疑，覺得公共事件是不是多了一點？其實我就是要這麼寫，否則小說的時代意義就沒有了。因為文學具有社會文獻的功能。《百年孤獨》裏麵寫到的許多事件，在當時的拉美都是非常真實的曆史；《2666》這樣的小說裏麵也有大量的社會現實。所以在這個小說不長的篇幅裏，我也想著能寫多少熱點事件，就盡量寫多少。有人說這是一部“新聞體”的小說，這個讓我覺得匪夷所思。“新聞體”我還是很清楚的，比如《新聞聯播》。難道我的小說是那樣的嗎？哈哈。
範：這種關注公共事件的狀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餘：寫完《兄弟》之後，我覺得不夠，我還沒有把現實寫夠。於是我繼續往前麵寫，這才有了《第七天》。現在我的表達欲望一下子宣泄了很多，所以下一部小說不會這樣寫了。
範：《兄弟》裏麵其實社會性也是很強的。
餘：是的。《兄弟》出來之後，也是有人在批評，說裏麵有很多社會新聞。但這種批評並不準確，因為我並沒有在裏麵寫到任何一個具體的公共事件！《兄弟》下半部裏麵的確是有一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標誌性的特點，但那是我為那個時代找到的一些意象。比如80年代的意象是“西裝”，從某一個時間點開始，中國人開始穿西裝了，從高層領導，到某個村的村長，連我都穿過那種“二手西裝”。這是一個很有標誌意義的信號，那就是多年之後，中國人又開始穿“洋人”的衣服了。90年代的意象是什麼呢？是“選美”。90年代有那麼幾年，打開電視，幾乎每個台都是選美比賽。而且隻要這個比賽中有那麼一兩個東歐的姑娘，那麼這就號稱一個“國際比賽”。實際上這些就是一個時代變化、熱鬧和浮躁的象征。
不知怎麼的，我現在開始無比懷念那些在中學寢室和大學教室裏，閱讀餘華的日子。或者說，閱讀文學的安靜日子。
這些個人化的觀察和理解，在2014年4月下旬，麵對餘華進行采訪的時候，慢慢冰消雪融，得到釋懷。因為餘華笑嘻嘻地忽略了這一切。作為文本的他和話題的他，相比作為現實的他而言，都顯得輕描淡寫。創作，始終是一個作家本人的常態，無論外界為他勾勒巔峰和低穀，給他塗抹輝煌或黯淡；創作，始終就這樣執著地，頑強地，或許還有些令圍觀者興味索然地，構成了作家的全部。
一
多年以前，餘華就想著怎麼把社會現實寫進小說裏，但苦於沒有找到串起那些事件的線索。當他發現了“死無葬身之地的靈魂”這個視角之後，他興奮地告訴自己“可以寫了”。於是有了《第七天》。在這部餘華最新的小說中，集中出現了許多大眾關注並熟知的公共事件，多到有讀者質疑：小說是不是距離現實太近，失去了文學的空間？甚至成了一種“新聞體”小說？這讓餘華感到很委屈。因為他覺得，《第七天》是很好的小說，正如《兄弟》是很好的小說一樣。
範寧（以下簡稱“範”）：怎麼開始寫《第七天》的？
餘華（以下簡稱“餘”）：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想，把這麼多年在中國發生的，受人關注的公眾事件集中在一部書裏麵完成。這是我有意為之的。後來到我想寫這麼一本書的時候，我發現其實很難很難，因為事情太多太龐雜。後來找到了“死無葬身之地”這個視角，我很興奮，告訴自己“現在可以開始寫了”。結果別人質疑，覺得公共事件是不是多了一點？其實我就是要這麼寫，否則小說的時代意義就沒有了。因為文學具有社會文獻的功能。《百年孤獨》裏麵寫到的許多事件，在當時的拉美都是非常真實的曆史；《2666》這樣的小說裏麵也有大量的社會現實。所以在這個小說不長的篇幅裏，我也想著能寫多少熱點事件，就盡量寫多少。有人說這是一部“新聞體”的小說，這個讓我覺得匪夷所思。“新聞體”我還是很清楚的，比如《新聞聯播》。難道我的小說是那樣的嗎？哈哈。
範：這種關注公共事件的狀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餘：寫完《兄弟》之後，我覺得不夠，我還沒有把現實寫夠。於是我繼續往前麵寫，這才有了《第七天》。現在我的表達欲望一下子宣泄了很多，所以下一部小說不會這樣寫了。
範：《兄弟》裏麵其實社會性也是很強的。
餘：是的。《兄弟》出來之後，也是有人在批評，說裏麵有很多社會新聞。但這種批評並不準確，因為我並沒有在裏麵寫到任何一個具體的公共事件！《兄弟》下半部裏麵的確是有一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標誌性的特點，但那是我為那個時代找到的一些意象。比如80年代的意象是“西裝”，從某一個時間點開始，中國人開始穿西裝了，從高層領導，到某個村的村長，連我都穿過那種“二手西裝”。這是一個很有標誌意義的信號，那就是多年之後，中國人又開始穿“洋人”的衣服了。90年代的意象是什麼呢？是“選美”。90年代有那麼幾年，打開電視，幾乎每個台都是選美比賽。而且隻要這個比賽中有那麼一兩個東歐的姑娘，那麼這就號稱一個“國際比賽”。實際上這些就是一個時代變化、熱鬧和浮躁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