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繼續朝南進發，在一個狹窄的小道上，我們低頭俯瞰，設拉子城（Shiraz）靜靜地躺在平原之上，真叫人過目難忘。人稱這條山道為“唐易阿拉阿克巴”（Tang-i-Allah Akbar），因為波斯人第一次來到此地，遠眺設拉子城，不禁驚呼道：“阿拉阿克巴！”意思是“偉大的真主”。
設拉子以四寶聞名：美酒、靚女、良曲和豔玫瑰。看著那山腰成熟的葡萄，聞著那漫山遍野的濃鬱花香，傑出詩人的墓地上也長出了青蔥的柏樹。最有名的是波斯兩位大詩人的陵墓，一位是《玫瑰花園》的作者薩迪（Sadi），一位是寫《詩集》的哈斐茲（Hafiz），後者為自己寫了墓誌銘：“我親愛的人兒，來看我時記得帶上好酒、唱起歌謠，也許聽了你歡快的歌聲和美妙的旋律，我就會從沉睡中蘇醒，起死回生。”帖木爾（Tamerlane）景仰哈斐茲的詩歌，有一次外出征戰，還去設拉子拜訪了這位詩人。
托缽僧分有多個等級，每個級別的頭領稱為“比爾”，他們各有各的習俗和規矩。有些會喊：“阿拉轟！”（真主啊！）另有一些喊：“亞乎亞哈克！”（他就是公平，他就是真理！）還有其他修煉較為嚴格的，會用鐵鏈子抽打自己的肩膀，但幾乎所有的托缽僧都有一個共同點：一隻手拄根拐杖，另一隻手托著半個椰子殼，用來乞討施舍。
1863年，一個名叫費格貴蘭（Fagergren）的瑞典藥劑師來到設拉子定居，在這“玫瑰與詩人之城”住了30年。他死後就埋在當地基督教會的墓園裏。有一天，一個托缽僧來敲門，費格貴蘭開了門，丟了一個銅板給這乞丐。不料那托缽僧不屑地跟他說，他可不是來乞討的，而是要讓瑞典來的異教徒皈依伊斯蘭教。費格貴蘭提了個要求：“你先給我展示展示你的神力。”托缽僧答道：“可以，我能用你所能想到的任何語言與你交流。”費格貴蘭就用自己的母語說道：“那好吧，說點瑞典語看看。”那托缽僧提高嗓門，用標準無誤的瑞典語朗誦了幾段瑞典詩人泰尼爾（Tegner）的史詩《弗瑞提歐夫傳》（Frithiof''s Saga）。聽得費格貴蘭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時托缽僧覺得已經耗了太長時間，就除去了喬裝，現出他的真實身份，原來他是布達佩斯（Buda-pest）大學的東方語言學教授凡貝利（Arminius Vambery），此人後來聞名四海。
我完全沒有喬裝打扮就來到設拉子，跟一位和藹可親的法國人法爾貴（M.Fargues）一起住了幾天。1866年，他還是個在本國任職的年輕軍官，當時有了6個月的長假，就來設拉子玩上幾天。在1886年我來到這座城市的時候，他還沒有離開，4年後我又在德黑蘭與他相遇，可見他是完完全全地愛上了波斯。
自裏海南下以來，最艱難的路程就數從設拉子到波斯灣這段了。穿越法夕斯坦（Farsistan）山脈的路又陡又驚險，我們在炙熱的亂石堆裏翻山涉穀，還經過了“白馬鞍”、“老婦人”和“女兒道”三條小道。有一回我的馬一腳踩空，沿斜坡滾落下去，好在我及時掙脫了馬鞍，才沒摔下去。
天熱得讓人窒息，山勢逐漸低矮，最後和平坦幹燥的海岸沙地融成一體。有天晚上，我撇開那個上年紀的老馬夫，獨自騎行。這個地區並不安全，常有人伺機打劫，所幸一切平安。天破曉了，我的眼前閃過一道白光，像是劃過一把鋥亮的寶劍。幾個小時後，我騎馬進了布什爾港（Bushire），至此，我用29天完成了900英裏的行程，波斯王的江山我一路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