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從斯德哥爾摩出發之前，一位在醫學和人類學上均享盛名的教授問我，能不能想辦法弄到幾顆拜火教教徒的頭顱，並帶回國來。照他的請求，在6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海貝奈特醫生出發前往德黑蘭東南方的一處“寂靜之塔”，也就是拜火教教徒的葬屍之地。時值盛夏，即便把溫度計放在陰涼處，也顯示有41℃。我們這次突襲，選在正午剛過的時分，因為這個時候人都怕熱躲在了屋裏。
我們隨身帶了一隻軟皮鞍袋，裏麵的兩個口袋裏裝著幹草、紙和兩個人頭大小的西瓜。
我們乘馬車出了以阿布都·艾金大帝（Shah Abdul Azin）命名的城門。街道像幹裂的河床一般空空蕩蕩。駱駝吃著野薊草，在城外的大草原上遊蕩，被日光烤得幹硬的大地上不時騰起一陣煙塵，如鬼魂般飄來晃去。
我們選了從哈謝馬巴德村經過的那條路走，從一位農民那兒借了一罐水和一把梯子。到了寂靜之塔，我們把梯子靠在牆上，結果發現梯子太短，還差了大約3英尺，但我還是爬上梯子最頂一級，設法用手抓穩牆頂，縱身一躍便上去了，接著又拉了海貝奈特醫生一把。
一股屍臭撲鼻而來。海貝奈特留在牆頭上，看著那個馬車夫，以防他向我們這邊窺探，而我則沿著水泥階梯下到葬死屍的環形凹地。下麵有61個露天的淺墓穴，其中大約有10個躺著骷髏和死屍，腐爛程度各異。圓牆邊有成堆的屍骨，在風吹日曬之下泛白老舊。
經過幾番盤算，我選中了3具成年男子的屍體。幾具還算新鮮的屍體擺在那兒才幾天時間，身上柔軟的部分，比如肌肉和內髒，早就被猛禽啄食一空，眼睛已被啄走，但臉上的其他部分留存了下來，幹幹的，硬如羊皮紙。我摘下死人的頭顱，清空餘物。第二顆頭顱也如法炮製。第三顆曝露在陽光之下時間太久，裏麵的腦髓已完全幹掉。
我們翻牆的時候把鞍袋和水罐帶了過來，當時是假裝帶著準備午餐用的。我用罐子裏的水把手洗了，然後把鞍袋倒空，先用幹草把頭顱填實，再拿紙包起來，塞在原來放西瓜的袋子裏。如此一來那袋子就跟原來一樣，看不出有什麼會引得馬車夫懷疑的，唯一麻煩的是那股衝鼻的臭味，也許他聞了腦子裏會一陣胡思亂想也未可知。等我們回到馬車邊，發現馬車夫在牆底下細長的陰影裏還睡得死死的，看來他並沒有背叛我們。回去的路上，我們把水罐和梯子還了，穿過死氣沉沉的街道，返回海貝奈特的家中。
我們把三個頭顱埋在地裏，埋了一個月，這才挖出來放在牛奶裏煮，一直煮得骨頭跟象牙一般白亮為止。
這樣隱蔽行事是完全有必要的。倘若迷信的波斯人和帕爾西人知道了我們這些異教徒從墓地裏偷竊死人頭顱，他們該會把我們當成什麼呢？再者說，海貝奈特是波斯王的禦用醫生，而且專治牙病。這裏的人說不定會以為我們預備拔死人頭骨上的牙來補在波斯王那尊貴的嘴巴裏呢？真要如此，還可能爆發騷亂，我們也將難逃此劫，最終交給民眾處置，然而並沒有差錯，一切都很順利。
盡管如此，第二年我在回國途中剛上巴庫的碼頭，就險些在海關官員那兒惹上大麻煩。我所有的行李都檢查得仔仔細細，查到最後，有三個圓溜溜的東西滾落到地板上，一個個用紙包著，摸起來、看上去都像是個足球。
“這是什麼東西？”海關檢查員問我。
“人頭，”我回道，眼都沒眨一下。
“你說什麼？人頭？”
“正是，你想看就看看吧！”
於是打開了一個圓球，一個骷髏頭在衝著檢查員齜牙咧嘴。檢查員你瞅著我、我瞪著你，一腦子糨糊。最後，驗船員跟其他人說：“把東西包好，都放回去！”轉而又對我說，“帶上你的鬼東西，趕快給我走人。”他可能以為這些頭顱是一起連殺三人的謀殺案的證物。千萬別跟這樣的倒黴事情攪在一起，這才算得上是聰明之舉。
那三隻帕爾西人的頭顱至今可能還可以在斯德哥爾摩的顱骨博物館裏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