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他不承認藝術欣賞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沒有客觀標準可言。因為“每個人在趣味方麵的缺陷，由別人的不同的趣味加以補足；許多成見在互相衝突之下獲得平衡，這種連續而相互的補充，逐漸使最後的意見更接近事實”。所以與藝術家同時的人的批評即使參差不一，或者讚成與反對各趨極端，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最後仍會歸於一致，得出一個相當客觀的結論。何況一個時代以後，還有別的時代“把懸案重新審查；每個時代都根據它的觀點審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徹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證實，便是有力的證實……即使各個時代各個民族所特有的思想感情都有局限性，因為大眾像個人一樣有時會有錯誤的判斷，錯誤的理解，但也像個人一樣，紛歧的見解互相糾正，搖擺的觀點互相抵消以後，會逐漸趨於固定，確實，得出一個相當可靠相當合理的意見，使我們能很有根據很有信心地接受”。丹納不僅是長於分析的理論家，也是一個富於幻想的藝術家；所以被稱為“邏輯家兼詩人……能把抽象事物戲劇化”。他的行文不但條分縷析，明白曉暢，而且富有熱情，充滿形象，色彩富麗；他隨時運用具體的事例說明抽象的東西，以現代與古代作比較，以今人與古人作比較，使過去的曆史顯得格外生動，絕無一般理論文章的枯索沉悶之弊。有人批評他隻采用有利於他理論的材料，拋棄一切抵觸的材料。這是事實，而在一個建立某種學說的人尤其難於避免。要把正反雙方的史實全部考慮到，把所有的例外與變格都解釋清楚，決不是一個學者所能辦到，而有待於幾個世代的人的努力，或者把研究的題目與範圍縮減到最小限度，也許能少犯一些這一類的錯誤。
我們在今日看來，丹納更大的缺點倒是在另一方麵：他雖則竭力挖掘精神文化的構成因素，但所揭露的時代與環境，隻限於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風俗人情，總之是一切屬於上層建築的東西。他沒有接觸到社會的基礎；他考察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麵，卻忽略了或是不夠強調最基本的一麵——經濟生活。《藝術哲學》盡管材料如此豐富，論證如此詳盡，仍不免予人以不全麵的感覺，原因就在於此。古代的希臘，中世紀的歐洲，十五世紀的意大利，十六世紀的佛蘭德斯，十七世紀的荷蘭，上層建築與社會基礎的關係在這部書裏沒有說明。作者所提到的繁榮與衰落隻描繪了社會的表麵現象，他還認為這些現象隻是政治、法律、宗教和民族性的混合產物；他完全沒有認識社會的基本動力是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但除了這些片麵性與不徹底性以外，丹納在上層建築這個小範圍內所做的研究工作，仍然可供我們作進一步探討的根據。從曆史出發與從科學出發的美學固然還得在原則上加以重大地修正與補充，但丹納至少已經走了第一步，用他的話來說，已經做了第一個實驗，使後人知道將來的工作應當從哪幾點上著手，他的經驗有哪些部分可以接受，有哪些缺點需要改正。我們也不能忘記，丹納在他的時代畢竟把批評這門科學推進了一大步，使批評獲得一個比較客觀而穩固的基礎；證據是他在歐洲學術界的影響至今還沒有完全消失，多數的批評家即使不明白標榜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原則，實際上還是多多少少應用這個理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