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避責: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
“賤避貴”，體現出交通管理方麵的等級製度。古時官員出行，儀仗士卒前引傳呼，使行人車馬避道，後世又有在隊列之前高舉“回避”之牌者，也都體現了這種製度。先秦時有“掌執鞭以趨辟”的專職吏人。漢代主管地方治安的官員出行,也“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唐代詩人韓愈有“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為逢桃樹相料理，不覺中丞喝道來”的詩句，“喝道”，也是“與“警、“弊”類似的製度。
在這種“賤避貴”的等級製度的作用下，社會地位始終比較低下的商賈的交通活動必然受到明顯的限製。
商路之艱難，還表現在關禁製度的嚴酷。
先秦各國已經普遍有設關征稅的製度。齊桓公“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大概是在勢力範圍擴展到國界之外後，對商品進出口采取優惠政策，兼而又有政治宣傳方麵的作用，所以可以看作例外。秦穆公曾經“使貿人栽鹽，征諸貿人”。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秦律十八種”中有〈關市〉一種。關市，應當是指關和市的稅收事務。然而秦簡所見律文內容卻僅有征收市稅的一條，推想關於關稅征收，法律也應當有相應的規定。漢初為了恢複經濟，曾經開通關梁，漢景帝時又“複置津關”。漢武帝時酷吏寧成任關都尉，一時出人關者有“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的說法，說明關吏稽察之謹嚴以及稅收之苛重。政府通過關稅製度分車私商經濟收益的具體情形，可以通過稅率得到反映。成書於兩漢之際的數學名著“九章算術廣均輸”章中保留有關於當時關稅稅率的珍貴資料，例如：
今有人持米出三關，外關三而取，中關五而取眼道張室少外負衛部禮贈過丞中逢上塞古8注南官乂乂語術秋豹愈齊臣?E禮18攛語苑周晉麝國說—
——七而取一，餘米五鬥3問本持米幾何？
答曰：十鬥九升八分升之三3又如：
今有人持金出五關，前關二而稅一，次關三而稅一，次關四而稅一，次關五而稅一，次關六而稅一，並五關所稅，適重一斤。問本持金幾何？
答曰：一斤三兩四銖五分銖之四。
對持金出關者征稅，很可能是主要針對商人的製度。持金一斤三兩多，出五關稅金所額競然高達一斤。這種掠奪性的繁重的關稅，也有可能是特殊地區的特殊陚稅政策，也有可能並非當時稅率的準確反映，然而多少可以體現當時關稅征收遏製商運的作用。統治者通過超經濟的強製手段對商運實行殘酷的剝奪，曆朝都不乏其例。唐德京時，京兆少尹韋楨等就對商民“捜督甚竣”，“粟麥港於市者，四取其一”。〈通典食貨十一>記栽，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除了“通津達道者稅之”而外,還往往對用於運輸的固定資產征收財產稅，叫做“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或者“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在這樣的政策的作用下，商賈紛紛破產，社會運輸生產受到影響，以致“船有算，商者少,物貴”。
專製政府抑商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是禁榷製度，就是某種或某些商亞內容嚴禁私人經營，而完全由政府壟斷。
周代初期的齊國已經幵始由國家經營魚鹽西漢時係統地推行鹽鐵官營製度，“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為什麼選擇以鹽鐵兩種商品作為禁榷製度的主要對象呢？這是因為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的時代，生活必箱品一般都由消費者自己生產，隻有食鹽和鐵器這兩種生活和生產必需的物品，消費者無法自己生產，必須通過交換才能獲得。這就是〈漢書食貨誌下>中所說的:“夫鹽，食肴之將”，“鐵，田農之本”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漢代以後，禁榷製度又得到發展。茶由唐代開始，成為民間相當普及的消費品，所以在唐代的禁榷製度中，茶取得與鹽鐵相同的地位。宋代禁榷製度除茶之外，又包括了酒、礬、香藥寶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