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地理誌>後麵，附錄有唐代著名地理學家賈耽所敘述的唐帝國交通四方鄰國的七條主要路線，其中兩條是海上交通線，即北行的“登州海行人高麗、渤海道”和南行的“廣州通海夷道。”北行誨路的終點，到達唐恩浦今朝鮮仁川南）。由此登陸向東南，可以到達新羅王城（今朝鮮慶州）。南行海路則經過馬來半島南端、蘇門答臘島、斯裏蘭卡、南印度、波斯灣，由幼發拉底河上航到巴士拉，再經陸路可到達大食國的都城縛達城(今巴格達）。賈耽記述了唐代中葉東方的唐帝國與西方的阿拉伯回教帝國之間海上交通的航程。當時南洋一帶還有真麝(今柬埔寨磲國(今縞甸卑謬地區）、婆利(今巴厘島）、丹丹（在今馬來半島〉等國和唐朝有海南海諸國古時又稱“昆侖”。〈南齊書荀伯玉傳>說，張最真“與昆侖舶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北齊書魏收傳〉也寫道，“遇昆侖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昆侖，一般泛指今天的印度支那半島南部及南洋諸島。當地居民也被稱為“昆侖”。西晉孝武文李太後原本是宮女，在織紡中勞作，由於“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昆侖”。〈舊唐書南蠻傳林邑>記載:“自林邑以南，皆卷發黑身,通號為4昆侖’。”唐代豪富戶以南海國人為奴，稱為“昆侖奴”。<太平廣記>卷三三九〈閻敬立>中的“皂衫人”，袁郊〈甘澤謠>中<陶峴>故事裏的“摩訶''都是勇健俠義的昆侖奴。裴鋪所撰傳奇<昆侖奴>，說崔生家中昆侖奴磨勒，為主人設計與侑愛甚篤的紅綃妓私相約見，又“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逃出深宅。這一故事後來又改編為<紅綃雜劇>與〈昆侖奴雜劇>，流傳極廣。
唐代著名高憎義淨往天竺取經，往返都由海路。他將自己的遠航經曆，寫成〈大唐西域求法高憎傳>一書,其中還綜合敘述了唐代其他西行求法憎人約六十人的傳記。比義淨晚半個多世紀，又有鑒真東波日本傳法。在公元743—753年之間，鑒真六次企圖冒險東波日本，第六次才克服重重困難，終於獲得成功。日本有真人元開撰〈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了鑒真航海的經過。
漢唐時代，是中國文化正蓬勃興盛，領先於世界的時代。當時海上交通也取得了突出的發展。不過，這個東方帝國還遠未成為航海大國，它的航海活動無論從其規模、頻率以及對自身的文化影響等各方麵來說，都無法與地中海世界相比。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後一次出巡，東行至於海上夢與海神故，如人狀”，詢問占夢的侍從,有博士回答說: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蚊龍迎送賓客，皇帝禱祠已經無比虔敬，而竟然遇此惡神，應當除去，這樣才能見到善神。於是命令人海者攜帶捕捉大魚的械具，親自手持連弩候大魚出而射之。從琅邪北行至榮成山，皆無所見。到之罘後，“見巨魚，射殺—魚秦始皇這種對海上風物既衷心向往，又滿懷疑懼的情形可以說代表了中華帝國曆代天子的共同的心態東漢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護班超派遺甘英出使大秦。甘英來到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對甘英說海水廣大，往來者遇順風也需三個月才能橫渡，如果風向不利，也有經行兩年者，所以人海者都要攜帶三年的口糧。海中航行，常常使人思土懷鄉，中途死亡的人相當多，甘英“聞之乃止”甘英西行臨大海而止，難免令後人扼醃惋歎。
《輿地紀赴>卷二尤與地紀勝》卷一一(新五代史南漢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