淸政府宣布停止海禁後，設立粵海(廣州）、閩海（漳州）、浙海(寧波)、江海（雲台山）四榷關，處理對外商務。乾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關閉其他所有開放的通商港口，隻保留廣州港與國外通商。作出這一決策的出發點是廣州遠離北京，即使發生意外，不致於對京師造成直接威脅，而且廣州有虎門等炮台防務設施較其他海港完備。乾隆在上諭中說虎門、黃埔設有官兵，較之寧波可以揚機直達者，形勢亦異。”這種隻保留一個口岸的局麵一直維持了80多年，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天朝帝國的大門被西方軍艦的大炮轟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提出通商和互派使節的要求，被淸政抱以“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討行”“天軔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而回絕。軎慶二十一年<設16年>，英國再次提出通商黃易，清王朝仍是以“天朝不寶遠物”,“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坺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再次加以拒絕。
“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頋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係的體係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馬克思所指出的麵對近代世界的中華帝國的總趨勢，終於演成由封閉到破滅的辛酸的曆史悲劇。
根據〈粵海關誌>卷二四的記載，可以將1749年至鴉片戰爭前夕間9個10年之中外國商船由全國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進口的統計數字列如下表：
年度外進敝11740年至17明年（乾癥十四年至乾毚二十三年）17117和年至1768年(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三年）204176年至1778年(乾喙三十四年至乾逢四十三年）2991779年至1788年(乾癥四十四年至乾癥五十三年）17明年至1798年(乾產五十四年至慶三年）5481799年至1806年(瘭慶四年至裹慶十三年〉76918(年至1818年(癱慶十四年至齏慶二十三年）7831819年至1828年(塞慶二十四年至道光八年>8901829年至1838年(進光九年至道光十八年）1177可見，外船進口數幾乎是逐年增加的。其中最離的一年是1836年，達199艘，這與“國朝設關之初，番船人關者,僅二十餘柁”
情形相比較，無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淸代曆史學家趙翼<簷曝雜記>一書有“西洋船”一節，說到當時西方遠洋商船的形製桅竿高數十丈，大十餘抱，一簷之費數千金。船三桅，中桅其最大者也。中國之帆上下同闊，西洋帆則下下窄，如折扇展開之狀，遠而望之幾如垂天之雲，蓋闞處幾及百丈雲。中國之帆曳而上隻一大糸直著力，其旁每輟一小裏，不過攬之使受風而已。西洋帆則每姐皆著力，一帆無慮千百鰼，紛如亂麻，番人一一有緒，略不親。又能以逆風作廂風，以前兩帆開門，使風自前人觸於後釩，則風折而前，轉為順風矣，其竒巧非可意測也。紅毛番舶，每一船有數十帆，更能使橫風、逆風皆作順風雲。”先進的船舶製造與航海技術，是在航海實踐的需求的剌激下得以不斷進步的。相反，由於海禁與閉關所導致的航海業的衰賽，卻會使原有的技術失傳，對鄭和“寶船”的圮度和形製，至今仍爭議紛紜，難以確知，就是例證之一。因“海禁”和14閉關”所導致的中國造船業和航海業的落後，長期成為國家積貧積弱的主要表現之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作為洋務運動骨幹廠家的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錮作的兵船，仍然遭到外人鄙議。1873年6月7日的<北華捷報>評論說這些小船隻能供海岸巡緝之用。太平歲月無用，戰爭起時是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