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的<恨賦>也體現了這種對出行極端厭倦的情緒。他寫道：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汩起，泣下沾巾：亦複含酸茹芡，銷落湮沉。
中國古代士人的人生追求,大多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所說到的：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此之請不朽。
他們為搏取功名，不得不“含酸茹歎”，“簷曆天下。”即所謂1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四方男子亊，不敢恨飄零“四方丈夫事，行矣勿谘嗟。”站在考察文化史的基點上分析，應當肯定這種交通活動的積極意義，然而在諸如"丈夫出無萬裏，風雲之會立可乘”這類豪言壯語的字縫之檾仍然透霈出因出行疲困勞瘁而產生的內心深處的哀怨。所謂“丈夫雖有四方誌，客子終悲千裏行”,正是這種心塊的寫照。淸代詩人張問胄<羈旅行>中寫道男兒生不識鄉裏，南船北馬伊胡底。長劍銷磨四海塵,萍蓬不得誇矢。”壯誌被銷磨在行旅風塵之中。
由於以上說到的原因，紀行詩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支主流，而表述對萬裏艱險之途的優懼，成為經久不衰的吟唱的主題。初唐詩人盧廂鄰有一首題為<早度分水嶺>的詩作：
丁年遊蜀道，斑鬢向長安。
徒費周王粟，空彈漢吏冠。
馬蹄穿欲盡，貂裘敵轉寒。
層冰橫九折，積石淩七盤。
重溪既下漱，峻蜂亦上幹。
隴頭聞戍鼓，嶺外咽飛漼。
瑟瑟鬆風急，蒼蒼山月。
傳語後來者，斯路誠獨難所謂“斯路誠獨難”，究競是說蜀道之難，還是“費周王粟”，“彈漢吏冠”的仕途之難呢？很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唐憲宗時，刑部侍郎韓愈上書諫止遺使往鳳翔迎佛骨，得罪了皇帝，因而貶任期州剌史，赴任途中作<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詩以寄情：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期陽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寧，肯將衰朽糌殘年。
雲攢秦嶺家何在？曾擁關馬不前。
如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癉江邊。
詩中表露了“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愚忠，然而宇裏行間也可以透見貶斥邊州，麵對通遠的艱險行途的憂悸不安。唐代另一位與韓愈才具成就與遭進都相類，並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散文代表作家柳宗元，也曾作〈別舍弟宗一>詩，抒發了同樣的情懷：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
—身去國六千裏，萬死投荒十二年。
桂嶺癉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
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坪樹煙“一身去國萬死投荒”的經曆，永遠使詩人“零落殘魂倍黯然”。
曆代紀行詩中雖然確實也有如李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樣豪放歡快的詩句，但絕大多數都如同所謂“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那樣，帶有濃重的哀怨之情。唐人宋之問有<髙山引>:
窕兮上躋懸峰，長路浩浩兮此去何從？
水一曲兮腸一曲，山一重兮悲一重。
蘇東坡曾有“郊寒島瘦”的評價，說唐代詩人盂郊、賈島詩風淒冷，有衰弱苦寒的風格。盂郊紀行詩作中，可以看到“長安別離道，宛在東南。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促促水上最，通通天際途”赤日千裏火，火中行子心。孰不苦焦灼，所行為貧侵，"四時不在家，缽服斷線多。遠客獨憔悴，春英瑢婆娑”這樣的_詩句。貿島<送人適越>中寫道，遷容蓬蒿暮，遊人道路長，他還寫出過許多如“因貧行遠道”、“愁生為客途”這類“讀之使人不歡”(<滄浪詩話>評語)的詩句。其實，對於出行生活流》出這種傷感情緒的，並不僅僅孟郊、賈島這種苦吟詩人。曠達豪俊如李白，在<北上行>中也有"前行無歸曰，返顯思舊鄉。戚戚冰雪裏，悲號絕中腸”的名句。其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滄浪詩話>評語）的岑參，也曾作<赴北庭度隴思家>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