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競波起源的說法很多，還有人認為與紀念勾踐、伍子胥、馬援等人有關。苗族、傣族、白族等少數民族，又各自有自己的有關競渡起潭的神話傳說關於競渡時的場麵，唐代詩人盧華的<競瀆詩>中有這樣的描寫：
鼙鼓動時菌隱隱，獸頭淩處重黴撖。
衝波突出人齊謙，躍浪爭先鳥退飛。
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曾經任徐泗濠節度使的張建封，也曾作<競渡歌>，其中寫道:“五月五曰天淸明，楊花繞江啼曉鶯。使君未出郡齋外，江上早聞齊和聲。”對於競浪奪標的具體情肜，描述更為生動：
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
棹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
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霣驚，竿頭彩掛虹規暈。
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橈。
瘡眉血首爭不定，輸岸一朋心似燒。
龍舟競波，可以說是水鄉地區“追速致遠”運動的古風遺存。然而在畢力追求平和安靜，競爭意識薄弱的文化氛圍中，這種民間競技運動卻長期受到正統文化的鄙視。
唐代詩人元稹在<競舟>一詩中以譏諷的筆調寫到“楚俗不愛力，費力為競舟。買舟俟一競，競斂貧者球”的情形，以為“祭船如祭祖，習競如習仇年年四五月大競長江流”，“建標明取舍，餮勝負死生求”的競舟活動，是一種社會弊病，他讚揚“嶽陽賢剌史，念此為俗疣。習俗難盡去，聊用去其尤。百船不留一，一競不滯留”，以為“節此淫競俗，得為良政不''他寫道我來歌此事亦欲聞數州''希望這種限製龍舟競渡的規定也推廣到其他地區。<武陵競渡略>還說到另一種限製龍舟競渡的方法限為小船，長不滿五丈，橈不過三十人，寧以一船之費為兩三船,存其戲而殺其力勢''
更為有趣的是，<會稽誌節序>中有這樣的記載：
異時競渡有爭進攘奪之患，自史魏公為帥，堆設銀杯彩帛，不問勝負，均予之，自是為例3不分勝負，一律同等對待，以此來削減競渡時“爭進”的競爭意識,看來雖然十分可笑，卻也可以說是中國曆代統治者的習慣性政策了。
考察交通效率與文化節奏的關係，最突出的例證，奠過於轎子這一中國獨有的交通工具和乘轎這一中國獨有的交通方式了<史記夏本紀>說到禹四方奔波以治洪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禎<河渠書>說:“陸行載車，水行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有人解釋說，這種山地的交通工具“捐”或“橋”,就是轎。不過，轎雖然出現很早，然而卻並沒有成為社會通用的交通工具。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出土的年代為春秋末期至戰國初年的三乘肩輿，是考古史上首次發現的最早的轎的實物資料。據推斷死者可能是宋景公的妹妹勾討夫人。轎，在當時是具有特殊身分前顯貴在短途交通栝動中使用的代步工具。
兩漢之際，社會生活節奏發生了明確的轉變。從交通工具來說，便於馳聘的輕車快馬不再時興，貴族官僚中開始風行平穩然而行進速度極慢的牛車。晉人王羲之在<答許詢詩>中寫道，爭先非回代思想者文庫—吾事，靜照在忘求，在這種消極的人生態度的作用下，轎也逐漸相對得到普及。
<宋書隱逸列傳陶潛>說:陶淵明辭鄉裏後，江州剌史王弘約見，因為陶淵明“有腳疾''於是“使一門人二兒舉籃輿”。所謂“籃輿”應當與<屍子>所謂禹“山行乘樣”的“林”相近，乘者的座位可能是編織而成<陳留耆舊傳>說:洛陽令董宣也有“籃輿一乘”。<晉諸公讚>和潘嶽<閑居賦>中說到的“板輿''以及<東宮舊事>中所謂“步輿”，應當也是指轎。<晉書王獻之傳>說:王獻之“嚐經吳郡，聞頹辟11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人。”晉元帝也曾經“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肩輿這種用人力扛抬的代步工具，就是上無棰蓋的早期的轎。唐代詩人李紳<人揚州郭>中“自緣多病喜肩輿”
囡的詩句，說明唐代這種平穩安全的交通工具受到廣泛的歡迎。唐高宗曾經因宮女坐嬌“全無障蔽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而嚴加申斥，並且下令禁止宮女乘轎，可見當時曾一度盛行婦女乘轎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