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已經有“轎子”之稱宋人王桎的<默記>卷上記錄了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後，周恭帝被迫退位時這樣的曆史情節:“藝祖初自陳橋推戴人城，周恭帝即衣白檣乘轎子出居天淸寺，<宋史輿服誌二>說到當時上層社會中乘坐所謂“肩輿”，簷子”以及“輿簷”的製度，說的其實都是轎子又專有“肩輿”條，其中寫道:“肩輿。神宗優待宗室老疾不能騎者，出人聽肩輿。”還寫道中興後，人臣無乘車之製，從祀則以馬，常朝則以轎。舊製，輿簷有禁。中興東征西伐，以道路阻險，詔許百官乘轎，王公以下通乘之。其製：正方，飾有黃、黑二等，凸蓋無梁，以篾席為障，左右設牖，前施簾，舁以長竿二，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貴族婦女和官僚家眷，則乘坐所謂“銀裝白藤輿簷。
可以說，轎於在上層社會的真正普及，是在南宋時期。
在<朱子語類>中，我們看到朱兼這樣的說法:宋高宗南費宋王軔的統治中心轉移到江南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例如王安石、程頤等人皆雲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期明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轎這種隻求舒適安全、不講究行進速度的交通工爲的風行，正是與整個社會文化傾向進一步轉為衰憊纖弱，即所謂世風袞頹相一致的。當時，轎子還逐漸普及到民家。宋人盂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四說，士庶家與貴家緒嫁，亦乘簷子。”“公主出降”時，乘坐的轎子十分華麗，“簷子約高五尺許，深八尺，闊四尺許，內容六人。四維垂繡額珠簾，白藤間花。匡箱之外，兩壁出欄檻，皆縷金花裝雕木人物神仙。出隊兩竿十二人竿前後皆設綠絲絳，金魚勾子勾定，平民的轎子則當然形製比較簡單。但是婚娶新鱗乘用轎子，即所謂“花轎”、“喜轎”的風習，此後長期以來成為確定不易的禮儀。1949年時，北京城區的喜轎鋪”多達數十家，有數千人以此為業。
因為官轎與乘車同樣，都是權力與地位的象征,於是也形成了嚴格的等級製度。對於乘轎本身的形製，包括式樣、規格、質料、裝飾等，以及轎夫的人數、使用的場所，都有明確的規定在<清史稿輿服誌一>記錄的貴族官僚乘轎的製度中，有這樣的內容：
漢官三品以上、京,輿頂用銀，蓋幃用皂。在京輿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職，輿夫二人，輿頂用錫。直省督、撫，輿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職以上，輿夫四人。
欽差官三品以上，輿夫八人。
於是可以通過乘轎的樣式與轎夫的人數，判斷乘行者的身份地位。皇族王公乘轎，有更高的規格。親王、親王世子、郡王、郡王長子、鮝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各有“明轎一、暖轎一''規格及蓋幃彩飾各不相同。固倫公主、和碩公主、郡主各有“暖轎”,規格及蓋幃彩飾也各不相同。皇妃的“儀輿''舁以四人翟輿”，舁以八人。皇後的“儀輿”，舁以八人，鳳輿”，舁以十六人。與專製主義政體下皁期乘輿製度不商，當時帝王乘車，還講究行駛速度方麵的優先權，而晚期有關乘轎的等級規定，卻是地位越高，越笨拙沉重，越不講求速度。皇帝本人的乘轎，又有多種：
“步輿''舁以十六人。
"輕步輿''舁以十六人。
“禮輿''舁以十六人
“金輿''舁以二十八人。
“玉輿”，舁以三十六人。這神“玉輿”，木質，髹以朱漆，高一丈一尺一寸。蓋高二尺,冠金圓頂，承以鏤金垂雲。四柱離五尺三寸，相距各五尺，繪以雲龍。底座上繪彩雲，下繪金雲，環以朱閑，飾間金彩。闌內周布花毯，中有雲龍寶座。左列銅鼎，右植服劍。登轎有五級台階，左右闌都髹以朱漆，同時飾有金彩轎,於是成為專製社會中政治舞台上標誌身份地位的重要道具。
魯迅小說<故鄉>中的豆腐西施”楊二嫂說:“哎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二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尚？”可見轎與“闊”的聯係。緩緩經過的富麗然而笨重的官轎在大路兩側“肅靜”、“回避”的平民們麵前的威儀，確實集中體現出落後的交通方式與慵懶的文化風尚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