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成為一種反理性的政治原則。這一原則意味著對帝王的意誌不需思考，不必理解，不得懷疑的完全的盲從。
《管子七臣七主》說到“愚忠讒賊”，指昧於事理之“忠”。然而後來所謂“愚忠”卻受到普遍的欣賞。《戰國策趙策二》中可以看到“臣故敢效其愚，效愚“愚忠”，於是既表露自謙之意，又潛含自詡之心。
當君權的獨斷達到極點，“天下無小大皆決於上”時，在以“忠”及其特殊的極端形式“愚忠”為基點的道德體製中，臣民對於帝王的服從成為無條件的。
《漢書禮樂誌》說“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確定政治等級之“綱紀”，是確定專製主義政治秩序的根本。而“君為臣綱”，是“三綱五常”中第一位的政治教條.在這種精神“綱紀”的束縛,臣民幾乎沒有思想的自由。在當時的社會中，一般人都已經很難從喪失“自我”的病態心理中自拔。《後漢書馬廖傳》說，馬廖“質誠畏慎”，“盡心納忠''《清史稿醇親王奕環傳》說，奕謂“秉心忠赤，嚴畏殊常”。由一個“畏”字可以察知臣與“忠”同時深懷於心的對政治強權的恐懼，由此也可以隱約看到“忠”這種社會道德規範與奴性精神之間的關係。
有學者指出，“忠''是帝王“蔽塞人民之思想”的形式，“忠”，亦“乃吾人精神生活之桎梏也”。這樣的汄識，點明“忠”的政治道德規範長期以來嚴重壓抑和禁閉思想活力的事實。
馬克思在1843年致盧格的信中，曾經激烈地枇判專製製度對人性的壓抑和扭曲。他說：“專製製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哪裏君主製的原則占優勢，哪裏的人就占少數；哪裏君主製的原則是天經地義的，哪裏就根本沒有人了''馬克思指出，“這種製度的原則就是使世界不成其為人的世界”，世界於是成為“庸人的世界”，“政洽劫物的世界”。馬克思說：
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自由的人就是共和主義者，而人既不願做前者，又不願做後者，那末他們究竟想做什麼呢？他們希求些什麼呢？
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來的奴隸和馬匹一樣，完全成了他們主人的附屬品。世襲的主人就是這個社會的一切。這個世界是屬於他們的。……他們騎在那些隻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並隨時準備效勞”而不知道別的使命的政治動物的脖子上。
中國古代專製時代的情形其實更為典型，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根本對立的，前者的存在以壓抑後者的發展為前提，兩者冰炭不可同爐。”“中國古代的人文思想從總體上不是把人引向個性解放，而是引向個性泯滅，使大多數人不成其為人。造成這種結果的重要原因是王權至上和道德至上的理論及其相應的規定。”“忠”的觀念在“造成這種結果”的曆史文化過程中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視基於“忠”而產生的“隻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並隨時準備效勞’而不知道別的使命”的“政治動物”病所造成的全民性影響，意味著社會生機的衰竭。曆史上以“忠”為基因而形成的社會心理的異變，還突出表現為政治情感的狂熱、政治心態的冷酷、政治思維的麻木、政治表演的虛偽、政治權術的卑劣，成為引人注目的社會文化現象。陳獨秀曾經指出，中國傳統政治、中國傳統社會的許多黑暗現象，其實都與以“忠”為主綱的舊道德的影響有關：
忠、孝、貞節三樣，卻是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中國的禮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閑，是禮教的大精神）綱常、風俗、政治、法律，都是從這三樣道德演繹出來的；中國人的虛偽（喪劄最甚）、利己、娀乏公共心、平等觀，就是從這三樣道德助長成功的:中國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祜的現象（君$於臣的絕對權，政府宮吏對於人民的絕對杈，夫滬於妻、男對於女的絕對權，主人對於奴婢的絕杈），一方無理壓製，一方盲目服從的社會，也都是這三祥道德教訓出來的。中國曆史上、現社會上護種悲慘不安的狀態，也都是這三祥道德在那裏怪。
同樣，另一方麵，“忠”的觀念影響之深刻與久遠,也正是和中國社會形態的保守、中國政治思想的僵化以及中國政治意識的陳舊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