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把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視為伴隨著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而產生的政治經濟學革命，他們作為一門完整的發財致富的學說代替了重商主義這個簡陋的非科學的生意經。但是這些政治經濟學的革命是片麵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大衛·李嘉圖的貿易自由學說都以隱蔽的、偽善的形式湮沒了私有製的矛盾。雖然沒有提出私有製的不合理性和消滅私有製的問題，但是他們探索了私有製的各種規律，摧毀了重商主義體係，進一步打破了重商主義對貿易往來的束縛，從而使社會生產力發展起來，使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各種矛盾更加尖銳地暴露出來。其結果，促進了私有製瓦解。但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並沒有意識到，“他的全部利己的辯論隻不過構成人類整個進步的鏈條中的一環而已。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隻不過是替我們這個世紀麵臨的大變革……開辟道路而已。”
恩格斯也批評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馬爾薩斯是資產階級庸俗的經濟學家，為了維護私有製，他把人口增殖歸結為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貧困的原因，他的這種錯誤思想迎合了資產階級的需要，並贏得了他們的喝彩。恩格斯有力地駁斥了馬爾薩斯荒謬的人口理論，他指出：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存在，是造成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貧困、失業等現象的根源，正是在資本主義私有製下，才會出現因整個國家財富過多、商品過剩而產生的痛苦。
所謂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增長而人口數量按幾何級數增長，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它完全忽視科學的發展。恩格斯對此揭示了一個基本規律，即科學發展的加速率。恩格斯認為：科學的進步和人口的增長一樣，是永無止境的；在最普通的情況下，科學也是按幾何級數增長的。這一規律的提出表明了恩格斯運用辯證法思想對自然科學的發展史有了很深的研究。在恩格斯看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完全是“卑鄙下流的學說”。
恩格斯特別強調競爭的作用。他指出，競爭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主要範疇，他們認為：在自由競爭條件下，供求關係規律自發地調節著社會的經濟活動，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恩格斯不以為然，他以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發生的事實徹底批判了這些經濟學家的觀點。通過對危機規律的分析，恩格斯認為，消滅私有製、進行社會變革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要徹底消除由於生產的盲目性和競爭所導致的經濟危機，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失業、貧困、各式各樣的罪惡，任何改良方法和法律都是無濟於事的。“我們要用消滅私有製、消滅競爭和利益對立的辦法來結束這種人類墮落的現象。”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發展，必然引起消滅私有製的社會革命，這是不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由於經濟危機周期發生，危機的後果越來越嚴重，小生產者大量破產，專靠勞動為生的階級人數劇增，亟待就業的隊伍日益擴大，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加劇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因而社會革命必然要到來。
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客觀矛盾的分析，得出了共產主義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這一結論。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製造成了各種分裂和對立，進一步造成了資本與資本、土地與土地等的分裂，從而使資本家與資本家、地主與地主等之間相互對立，實質是人與自然、階級與階級、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和對立。而正是因為這些分裂和對立導致了各種激烈的競爭，因此要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解，就要消滅私有製，消滅競爭，消滅階級對立，也就是隻有實現共產主義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恩格斯顯露出了唯物史觀的許多思想原型，在揭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階級實質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唯物史觀已經在恩格斯腦海中呈現了。在揭示資本的本質時，他初步說明了資本運動的客觀的曆史辯證法，並證明了私有製是工人和資本家矛盾的現實經濟基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必然導致社會革命，從而導致私有製的消滅和共產主義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