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誦詩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群眾，他隻是群眾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得在群眾當中朗誦出來，得在群眾的緊張的集中的氛圍裏成長。那詩稿以及朗誦者的聲調和表情，固然都是重要的契機，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氛圍，脫離了那氛圍，朗誦詩就不能成其為詩。朗誦詩要能夠表達出來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願望；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它給群眾打氣，強調那現場。有些批評家認為文藝是態度的表示，表示行動的態度而歸於平衡或平靜；詩出於個人的沉思而歸於個人的沉思，所以跟實生活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創作和欣賞都得在這相當的距離之外。所謂“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溫柔敦厚”以及“無關心”的態度，都從這個相當的距離生出來。有了這個相當的距離，就不去計較利害，所以有“詩失之愚”的話。朗誦詩正要揭破這個愚，它不止於表示態度，卻更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行動或工作沒有平靜與平衡，也就沒有了距離；朗誦詩直接與實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或者工作。瑪耶可夫斯基論詩說得好：
照我們說
韻律—
大桶，
炸藥桶。
一小行
導火線。
大行冒煙，
小行爆發，
…………
這正是朗誦詩的力量，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整，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
宣傳是朗誦詩的任務，它諷刺、批評、鼓勵行動或者工作。它有時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運用赤裸裸的抽象的語言；這不是文縐縐的拖泥帶水的語言，而是沉著痛快的，充滿了辣味和火氣的語言。這是口語，是對話，是直接向聽的人說的。得去聽，參加集會，走進群眾裏去聽，才能接受它，至少才能了解它。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咄咄逼人，野氣、火氣、教訓氣；可是走進群眾裏去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再說朗誦詩是對話，或者三言兩語，或者長篇大套；前一種像標語口號，看起來簡單得沒味兒，後一種又好像囉嗦得沒味兒。其實味兒是有，卻是在朗誦和大家聽裏。筆者六月間曾在教室裏和同學們討論過一位何達同學寫的兩首詩，我念給他們聽。第一首是《我們開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視線
像車輻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壘
我們開會
我們的靈魂
緊緊的
擰成一根巨繩
麵對著
共同的命運
我們開著會
就變成一個巨人
這一首寫在三十三年六月裏，另一首《不怕死—怕討論》寫在今年六月三日，“六二”的後一日：
我們不怕死
可是我們怕討論
我們的情緒非常熱烈
誰要是叫我們冷靜的想一想
我們就嘶他通他
我們就大聲地喊
滾你媽的蛋
無恥的陰謀家
難道你們不知道
我們隻有情緒
我們全靠情緒
決不能用理智
壓低我們的情緒
可是朋友們
我們這樣可不行啊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應該怕討論
要民主—我們就得討論
要戰鬥—我們也得討論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怕討論
一班十幾個人喜歡第一首的和喜歡第二首的各占一半。前者說第一首形象化，“結構嚴緊”，而第二首隻“是平鋪直敘地說出來”。後者說第二首“自然而完整”，“能在不多的幾句話裏很清楚地說出為什麼不怕死也不怕討論來”，第一首卻“隻寫出了很少的一點，並未能很具體地寫出開會的情形”；又說“在朗誦的效果上”，第二首要比第一首大。筆者沒有練習過朗誦，那回隻是教學上的誦讀；要真是在群眾裏朗誦，那結果也許會向第二首一麵倒罷。因為筆者在獨自看的時候原也喜歡第一首，可是一經在教室裏誦讀，就覺得第二首有勁兒，想來朗誦起來更會如此的。“結構嚴緊”，回環往複地寫出“很少的一點”，讓人仔細吟味，原是詩之所以為詩，不過那是看的詩。朗誦詩的聽眾沒有那份耐性，也沒有那樣工夫，他們要求沉著痛快，要求動力—形象化當然也好，可是要動的形象，如“炸藥桶”、“導火線”；靜的形象如“軸心”、“堡壘”、“巨繩”，似乎不夠勁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