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1937年所寫的《關於“報告文學”》無疑是我國關於報告文學最早的權威性論文。但今天讀束，確有矛盾之處。他的文章主旨是肯定報告文學的，但文章中又說，如將“報告”後麵加上“文學”二字，這“報告文學”四個漢字將來是要“引人失笑”的。他確定“報告”和“小說”兩者是性質不同，然而各有各的效用的武器，接著卻又說：“報告之必須具備小說的藝術條件”，“倘使要把沒有具備小說的藝術條件的論文式的報告文學來審定為標本，那就恐怕不但真會阻礙了小說，而且於報告本身也是一條死路。”現在看來，用“小說的藝術條件”來要求報告文學，始於茅盾先生。從我在本書分析論述的許多中外經典報告文學來看，以“小說的藝術條件”作為“硬件”來要求報告文學是多麼的不恰當。所以我認為，衡量報告文學的藝術成就必須從百多年報告文學成功的經驗中去總結和探尋，直言之，研究報告文學的標準應該“去小說化”。要從報告文學自身去總結它的藝術規定性和規律。這正是本書寫作的目的之一。
某些學者不承認報告文學是文學形武的第二個原因是不了解文學藝術在幾千年人類曆史長河中，是一個不斷變異的過程。
俄國文學批評家林斯基說：“古希臘史詩隻可能為古希臘人存在。作為用他們的形式對於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內容的表現，對於新世界來說。新的世界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內容，自己的形式，自己的史詩。”難道我們還要用荷馬史詩的形式來表現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今天全球化的競爭和金融危機嗎？難道我們還要用一成不變的《詩經》四行詩來表現中國人今天的愛情和勞動生活嗎？社會在發展，新的文學形式，變異韻文學形式層出不窮，人們的文化生活日益豐富多彩，這是很自然的事，為什麼對“報告文學”這種形式，一些批評家總是耿耿於懷，容它不下呢？早期的報告文學理論家皮埃爾梅林說：“十九世紀的技術方麵，科學方麵，社會方麵的種種大變動，一定能夠在報告文學的方法中找到它們的表現。”這種表現正如我在本書中所概括的，報告文學是多種藝術形式的綜合運用：新聞的簡明快捷與詩的跳躍、散文的抒情、小說的情節、電影的“蒙太奇”相融合，並輔以政論的思辨，數字的統計。報告文學就是這樣一種開放的文學形式。許多經典報告文學的創造，如斯諾的《西行漫記》的寫作技巧，美學蘊含，至今還沒有被完仝揭示出來；約翰·裏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為什麼近年被美國百所大學評為20世紀一百本最佳著作呢？評論家們應當用更開闊的眼光，更包容的視野，更驚奇的心態來對待報告文學這種新時代的文學形式，多去研究、探索、總結。如高爾基所說：“不要再把特寫看作藝術的低級形式，盡力幫助它成長和發展，達到盡可能完美的程度。”真可謂言者諄諄，一語中的啊！20世紀80年代，美國紐約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曾開展了一場敘事文體的大討論；加利福尼亞大學英文係教授凱瑟勒也專門撰文談到傳統詩的寫作所麵臨的挑戰，闡述了新聞、電視、電影、廣播等對詩的創作的影響；更早些，“現代主義”者埃拉茲、龐德甚至說“詩是支持新聞的新聞”，它可能成為“我們的情況怎樣”的完美表現；1984年《紐約時報書評》在頭版刊登弗雷德裏卡·蘭達爾的文章：《學者為什麼成為小說作者》，提出社會科學從以物理學為基礎的模式，正轉向以更接近文學為基礎的模式。這些都說明，西方的學者們看到敘述文本正在發生變異，他們提出的“曆史的敘述的一致性是一種詩的創造”。這句話更適合報告文學，我曾把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說成是“詩體化報告文學”，也是這個意思。現在紀實小說（報告小說）的興起，又在挑戰傳統寫作模式。上述言論和文學現象，往往被人戲謔為“非驢非馬”，豈不知“非驢非馬”的新品種是騾子，而騾子體格強壯，比驢和馬能負載更多的貨物。說報告文學“非驢非馬”並無不可，但它決不是什麼“文學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