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競起，列國紛爭，為實現富強、完成霸業，不僅憑恃武力，還迫切需求智力的支撐，所謂“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這樣，諸侯之間便競相“養士”，為士的活躍與發展提供了強大推動力，也形成了劇烈的競爭態勢，許多士人都趨之若鶩。士，作為道義的承擔者、文化的傳承者，以才智用世；但是，本身卻並不具備施政的權勢，若要推行一己的主張，就必須解褐入仕，並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這種獲得，卻是以思想獨立性、心靈自由度的喪失為其代價的。許多士人為致身富貴不惜出賣自己的人格，“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荀子語）。與此相對應，孟子適時而有針對性地倡導並堅守了一種以仁義為旨歸的士君子文化。所謂士君子，也就是士階層中那類重節操、講道義、有風骨的優秀分子。
孟子像先師孔子一樣，十分厭惡“鄉原”，對這類八麵玲瓏、四方討好、不講是非與原則的欺世盜名之輩，斥之為“閹然媚於世也者”。他要求士人，“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當生命與道義不可兼得時，要“舍生而取義”。“誌士不忘在溝壑（不怕慘遭殺戮，棄屍山溝），勇士不忘喪其元（不怕丟掉腦袋）”，以成就其完美人格。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為了社會進步、民族振興而“成仁取義”的誌士仁人，燦若群星，他們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孟子的影響。
論及士人的獨立品格，在封建時代，首要的是如何看待與處理君臣之間的關係。孟子強調“道尊於勢”、“德重於位”；明君應“親親而仁民”、“貴德而尊士”。周遊列國過程中，他常常不留情麵地公開批評一些君主。在會見梁惠王時，當對方談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可是，國內民眾卻不見增多時，孟子一針見血地直戳要害，說：“狗彘（豬）食人食而不知檢（製約）；塗（途）有餓殍（餓死者）而不知發（指開倉救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年成不好）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凶器）也。’王無罪歲（不要歸罪於年成不好），斯天下之民至焉。”這還覺得不夠勁兒，接著，孟子又直麵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還有一次，他對弟子公孫醜說：“不仁哉，梁惠王也！”——為了爭奪土地，驅使老百姓打仗，結果，屍橫郊野，骨肉糜爛。
在齊國，盡管孟子出任那裏的客卿，但是，對於齊宣王，他也毫不客氣，竟然當麵揭露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的虛假仁慈。他們還有這樣一段對話：
孟子問齊宣王：如果您有一個臣子，他把妻子兒女托付給他的朋友照顧，自己出遊楚國去了，等他回來的時候，卻發現妻子兒女在挨餓受凍。
您說：對待這樣的朋友，應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說：和他絕交！
孟子又問了：如果您的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屬，那應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說：撤他的職！
孟子又問了：如果一個國家治理得很糟糕，那又該怎麼辦呢？
“王顧左右而言他”——齊宣王十分尷尬，隻好左右張望，把話題扯到一邊去。
在孟子看來，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殷紂，都是合乎正義的。“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廢棄他，改立別人）”。當齊宣王問：“臣弑其君，可乎？”他斷然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獨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他提倡“君臣有義”，反對“愚忠”，認為忠君是有條件的，要看值不值得為他盡忠，看他怎樣對待臣下。孟子明確地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他還說過：遊說諸侯，要敢於藐視他，不要把他那一時的煊赫看得怎麼了不起！他們的殿堂階基幾丈高，屋簷幾尺寬；菜肴滿桌；姬妾數百；飲酒作樂；馳驅田獵，跟隨的車子上千輛。我如果得誌，決不會這麼做。他們所有的那些腐化享樂的事，都是我所不為的；我所做的都符合古代的規製。我為什麼要畏懼他們呢？
他的這些肆無忌憚的言論、主張，遭致曆代封建衛道者的口誅筆伐，刺孟、非孟、疑孟迭出，有的竟列出十七條罪狀。宋代政治家司馬光批評孟子，首要一項便是“不知君臣大義”。他說：“孔子，聖人也;定（公）、哀（公），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意思是，對於君主，哪怕他們是庸君，至聖先師孔子都是那樣地畢恭畢敬，而你孟軻卻架子十足，真是不成體統！不過，最厲害的還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聲言：“此老”（孟軻）要是活在今天，難免會遭受酷刑的。同時指出，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於是，對《孟子》原文進行刪節，達八十五條之多；還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罷其配享。
孟子由堅守士人獨立品格，進而發展為“民本”思想，為儒學理論樹起了一麵鮮明的旗幟——“政在得民”。他說：“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民之）所欲，與之聚之，（民之）所惡，勿施爾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牟鍾鑒《從孔子到孟子》一文中指出：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沒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視民眾的社會作用和曆史地位。孟子提出了一個超越同時代人的口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個口號一經提出，便使社會震動，響徹了兩千多年，成為批判君主專製的有力武器。“民貴君輕”之說，在先秦諸子中是極為罕見的，它肯定了民眾是國家的主體，對於君權至上的製度具有很大的衝擊力。按照孟子這一思想來設立政治體製，至少能發展出開明君主立憲製。這是孫中山提出民權主義的思想源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