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編一讀想風標”(3 / 3)

孟子十分重視心性修養、價值守護與精神砥礪,體現了士這一群體的主體自覺。

一是“養氣”。宋代理學家程頤說過:“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隻說一個‘誌’,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隻此二字,其功甚多”。“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指出,“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用正義去培養而不加損害),則(充)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就疲軟了)。”這種氣是由正義的經常積累而產生的,不能靠突擊的正義行為來取得,更不能揠苗助長。

浩然之氣就是人間正氣,表現為優秀的心性修養、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境界。南宋傑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把愛國主義精神發揚到極致,彰顯了作者堅貞的民族氣節和死生不渝的崇高信念,可說是對於孟子浩然之氣的最佳詮釋。詩中列舉了十二位古人氣貫山河、名垂竹帛的壯烈行跡,激情洋溢地歌頌了曆史上為真理和正義而鬥爭的誌士仁人,顯現浩然正氣所發揮的維係天柱、地維、人倫的巨大威力——“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正氣歌》前麵有個小序,特意標出孟子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還說:“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就義之前,作為絕筆,他寫了一個自讚,其文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除了生死關頭,激勵廣大誌士仁人,舍生取義,臨難不苟;在日常生活中,“浩然之氣”也曾發揮出巨大的精神能量。台灣著名學者傅佩榮講過一則故事:20世紀50年代,台灣大學經濟拮據,辦學條件艱難,師生生活十分貧困。傅斯年校長向學生推薦了兩本書,其中第一本就是《孟子》。時值寒冬,又冷又餓,於是,大家就念《孟子》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誦讀著,議論著,就不感到冷了,肚子也忘記餓了。後來從這裏走出很多知名專家、學者,他們身在域外,還經常憶起大學時代讀“浩然之氣”的情景。

二是“尚誌”(使自己誌行高尚)。孟子反複強調“從其大體”——“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又說:“養心莫善於寡欲。”按照朱熹《集注》的解釋:“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誌也。”可以引申為:大體,指道德修養、高尚人格,亦即居仁由義;小體,指聲色貨利、物質欲望。他把慕仁向義還是逞欲逐利看作是區分君子、小人的標誌。當年子貢在談到老師孔子的學問時,曾有“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之說,當與此同義。宋代理學家陸九淵,總是教人“先立乎其大”。結果有人譏諷他:除了“先立乎其大”一句,全無其他伎倆(本事)。他聽了不以為忤,反而說:這個人真了解我。

三是“反求諸己”(反躬自責)。孟子傳承、發展了孔門關於“自省”的聖訓,進而強調:出了問題,要從自身查找原因。他說:“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又說:“反身而誠(反躬自問,一切都是誠實無欺的),樂莫大焉。”

四是曆經艱苦磨煉。孟子指出:“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每一行為總是不能如意),所以動心忍性,曾(同增)益其所不能。”他特別強調憂患意識與危機感。“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這是他的名言。他還說過:人的德行、聰明、道術、才智,往往來自危險的處境,亦即種種災患。隻有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方能通曉事理,練達人情。

五是升華人生境界。孟子有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這段話意蘊豐富,不太好懂,其實說的是人生的六種境界:第一層是善——值得喜歡,使人覺得可愛,這就是善(也就是好);第二層是信——好處實實在在,令人信服、信任;第三層是美——那些好處充滿於他本身,當然美;第四層是大——不隻充實,而且輝耀四方,發揚光大;第五層是聖——大而能化,融化貫通,是為化境;第六層是神——聖德到了神妙不可測量的高度,此乃至上境界。

孟子很看重士君子的社會責任,說:士人出來任職做官,為社會服務,就好像農夫從事耕作一樣,這是他的職業。士之出仕,“天下有道,以道殉身(政治清明,道為己所運用);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政治黑暗,不惜為道獻身)”;士君子應該“居天下之廣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禮),行天下之大道(義);得誌,與民由之(偕同百姓循著大道前行),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與列國爭霸、以攻伐為能事形成尖銳的對立,孟子堅持仁政學說、德治思想,把修身與為政、倫理與政治、仁政主張與民本思想結合起來,走“仁者愛人”、“以德服人”之路。倡導省刑罰,薄稅斂,使民以時,取民有製;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辦法治民施政,這樣才能得民心,無敵於天下。呼籲君王“貴德尊士”,“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強調重教育,“覺斯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奉為人生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