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些年來，在和我同齡的一些三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和作家中，有不少人都信奉了基督教，他們開始在自己的文章和作品中談論基督教，並以此作為一個基本的準則，來衡量中國思想文化和文學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進而對後者作出批評，其基本的論調則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甚至中國的曆史的進步之所以發展的不盡如人意，即與宗教的缺失，特別是基督教信仰的缺失有關。姑且不論這樣一個判斷是否正確，但其文中所流露出的信仰優越感或曰文化優越感，已影響了很多人並被接受。而且，這已非孤立的個案。甚至，不誇張地說，在青年知識分子中，講說基督信仰，並宣稱自己是教徒，已成為一種時髦。
對於這種現象，有一次，我的好朋友，現在執教於浙江財經學院中文係，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趙順宏博士曾對我說，這是一種時代病。這樣的一種信仰的更新或選擇的發生，不隻是中國獨有，每當曆史發生轉折或變化時，在各國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中都會產生這種現象。
我覺得，順宏兄的見解是有道理的。
當然，信仰從本質上來說是個人的問題，信仰與否，信仰何種信仰也都是個人的自由。他人無權對其進行評價。但是，當信仰某個信仰的人以此為思想援手，開始在自己的文章中表達和鼓吹這種信仰時，也就不再和個人相關了。
和順宏兄一樣，我認為產生這種現象並不讓人驚訝，我驚訝的是其中的一些人的矛盾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實際上，我身邊不乏這樣的朋友，他們在信仰基督以後，所發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就是喜歡在生活中和文章中談論《聖經》以及自己的信仰，而同時，開始以一種輕蔑的方式談論中國的文化和生活。這與《沉默》中，傳教士羅德裏格斯在決誌到日本傳教並尋找自己的老師，以及初到日本時所懷有的那種文化上的傲慢如出一轍。可奇怪的是，羅德裏格斯這樣的西方傳教士是因為自己過去從未涉足過東方而對東方產生傲慢的想象，我的一些朋友始終生活在中國，但他們對自己的信仰的自命不凡，以及對中國的輕蔑卻似他們從未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而事實上，他們的驕傲和狂妄卻並非基督所有。這種貌似神聖的誇張的自信，還有忽然間變成上帝選民的那種洋洋自得，以及陡然覺得自己已非中國人的驕矜，從某種意義上，恰好暴露了他們的內心的虛妄。因為，以我對基督的有限的了解，這正與上帝的教導相反。
而且，更讓人驚訝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不僅沒有因此改變自己的行為，相反，因為有了基督的眷顧和寬宥，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但遺憾的是，他們並不反思自己的墮落，而是振振有詞的指責中國的墮落。這種怪異的思維方式自然讓人困惑不解。
最近這些年來，在和我同齡的一些三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和作家中，有不少人都信奉了基督教，他們開始在自己的文章和作品中談論基督教，並以此作為一個基本的準則，來衡量中國思想文化和文學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進而對後者作出批評，其基本的論調則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甚至中國的曆史的進步之所以發展的不盡如人意，即與宗教的缺失，特別是基督教信仰的缺失有關。姑且不論這樣一個判斷是否正確，但其文中所流露出的信仰優越感或曰文化優越感，已影響了很多人並被接受。而且，這已非孤立的個案。甚至，不誇張地說，在青年知識分子中，講說基督信仰，並宣稱自己是教徒，已成為一種時髦。
對於這種現象，有一次，我的好朋友，現在執教於浙江財經學院中文係，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趙順宏博士曾對我說，這是一種時代病。這樣的一種信仰的更新或選擇的發生，不隻是中國獨有，每當曆史發生轉折或變化時，在各國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中都會產生這種現象。
我覺得，順宏兄的見解是有道理的。
當然，信仰從本質上來說是個人的問題，信仰與否，信仰何種信仰也都是個人的自由。他人無權對其進行評價。但是，當信仰某個信仰的人以此為思想援手，開始在自己的文章中表達和鼓吹這種信仰時，也就不再和個人相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