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宗仁發先生很快就有了意見：讓我再寄一篇小說給他，並寫個創作談。因為，他準備在《作家》上給我發個專輯。
這個結果讓我驚喜不已，但又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怎麼也不敢相信，我的小說居然得到了《作家》的承認。特別是，得到了我早已想結識的宗仁發先生的認可。
幾天後，我應邀去參加由上海的一家雜誌舉辦的一個文學研討會，中間有好幾個日後紅極一時的七十年代女作家，而當時她們卻都還籍籍無名。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在會議期間，她們對會議的論題似乎並無興趣，而彼此之間談得最多的話題竟然是宗仁發準備在《作家》上發表自己的某一篇小說。好像《作家》和宗仁發才是這次會議的主題，而能夠得到宗仁發的認可，在《作家》上發表自己的小說，對她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仿佛隻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作家身份似的。
盡管我是那天與會的為數不多的男作家之一，總覺得應該男女有別。但聽到她們以這種口氣談論宗仁發，我還是忍不住跟著沾沾自喜。因為，對《作家》和宗仁發看法，我和她們是一樣的。而且，我在《作家》上發的是專輯。那就更應該是個作家。因為，如果能在《作家》上發表一篇小說就是作家的話，那我顯然就是作家的平方了。這無疑讓我小小的虛榮心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一個月後，宗仁發和幾個著名的文學雜誌的編輯應中央電視台之邀，去做一個文學節目。在做節目間隙，當《收獲》的程永新先生和他聊起近年來新出現的一些年輕作家的時候，宗仁發第一個提到的就是我，而且，他還鄭重地向程永新先生推薦了我。事後，修文告訴我，為了不至於忘記我的名字，宗仁發還特地把我的名字寫在了一張紙條上。
可直到此時，我不僅沒有見過宗仁發，甚至，我連電話也沒向他打過一個。出於禮貌，我給他打了個電話，當我向他表示感謝時，他隻是用一口帶有東北口音的普通話溫和地對我說了一句，好好寫。
最後，他讓我有稿子繼續寄給《作家》。
半年後，我們終於在上海見麵。當我和另外一個也沒見過宗仁發的朋友一起來到他住的賓館的房間時，我還沒來得及介紹自己，正在和人聊天的他就從沙發上起來，向我伸出了手。我感覺，他幾乎是一眼就認出了我。或許，這就是一個好編輯的敏銳的洞察力？
當我再次當麵向這個身材高大的東北漢子表示感謝的時候，相貌忠厚的他也隻是溫和地笑了笑，似乎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茶餘飯後，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仍是讓我好好寫，有稿子繼續支持《作家》。
而從那時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我又何嚐支持過《作家》？我覺得，與其說我支持了《作家》，還不如說，《作家》一直在支持著我。若以雜誌而言，自從我踏入這個真實的文學世界以來，可能除了《收獲》外，《作家》是對我支持最大的刊物。如果從發表作品的數量而言，《作家》顯然是最多的。這當然與宗仁發主編《作家》有關。迄今為止，我的三部長篇都是在《作家》上發表的，更不用說還有眾多的短篇和隨筆以及評論文章了。平心而論，我的那些小說並不是篇篇都好，而且，裏麵也有不少作品是別的雜誌的退稿，但宗仁發明明知道，也從不介意。
開始，我還以為是宗仁發的性格所致。因為隨著我們交往的增多和加深，我發現，宗仁發的性格一如其名。他待人寬厚隨和，而且非常寬容。即使對那些曾經因種種原因傷害過他的人，他也很少向人提起。我覺得，這大概也是他之所以成為一個好編輯的原因。其實，他的文學口味遠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初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即僅僅專注於先鋒文學。實際上，對別的風格的作品，他同樣兼收並蓄。在我看來，與其說他一直比較關注先鋒文學，還不如說他所堅持的是某種先鋒文學的精神和理想，那就是，在首先堅持並重視作品的藝術性的同時，始終注意文學的新變，一旦發現，就堅決的予以支持。我覺得，這是宗仁發在自己多年的文學編輯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使他，還有《作家》雜誌，這麼多年來，不僅時時得文學潮流變化的風氣之先，而且，有時還頗能造成某種文學上的氣象，造成強烈的影響。即以我前麵提到的那些七十年代女作家而言，在那次會議之後不久，宗仁發就在《作家》上以整整一期的篇幅用專號的形式把她們集中推出，使她們迅速獲得文學界的關注和承認。而宗仁發的這個舉動所引起的反響不僅在當時，即使在多年後的今天，也仍被人們津津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