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們連擔負昆侖山頂亂斜段的路基填方任務，地域狹窄，無法施展機械的力量，隻能用揮鍁舞鎬的最原始的方式，進行大麵積的填築。沒有便道和土坡，就拿方木搭起跳板，用架子車把土送上四米高的路基。當時是六月，山上卻是隆冬景致。狂風裹挾著大雪，鋪天蓋地，黑雲低得能把頭壓扁，地上一片銀裝。而人的皮膚卻是深紫的，雪水順著脖子往下淌，和汗水攪和在一起。熱汗透出衣服，迅速凝結，人好像裹了一層冰甲，胳膊和腿幾乎不能打彎。就這樣，我們還得加班加點。方木搭就的傾斜的跳板上，覆蓋著一層厚厚的冰雪，架子車推不到跳板中間就滑下來了。三班長劉德福胃疼難忍，正蹲在一邊用膝蓋頂著胸口，一見架子車猾下來，衝過去，脫下棉衣，墊到車輪下麵，然後跪在方木上，用肩膀頂著車輪，硬是把一車土推上了跳板。這以後，許多戰士都把棉衣脫下來，鋪在了方木上。推的，拉的，頂的，在長達一千米的十二個跳板上，人不斷地摔倒碰傷，滿臉滿身都是青腫。夜裏十一點，我下令收工，但大家對命令毫無反應，都累癱了，已經無法站立了。站不起來就意味著凍死。大家都想到了死，悲哀之中又覺得這樣死得太早，太虧，太窩囊。我喊著：你們摸一摸，心跳不跳？心跳的，都給我走，我們爬也要爬到營房去。我雙手拄著鐵鍁，第一個搖搖晃晃站了起來，牙咬得咯咯響，舌頭也被咬爛了。許多戰士都站了起來，嘴角流著血，走啊，爬啊。我發現有一個人永遠站不起來了，他就是三班長劉德福。誰也不知道他是胃疼死的，還是累死的。風更狂，雪更大，一個名副其實的白色世界出現在昆侖山頂的原野上。已經顧不上埋葬劉德福了。我就想，就讓大雪把他埋了吧，劉德福，對不起了。我們走著，爬著，終於回到了避風的營房。我忘了點名，我太累了，一到營房飯沒吃一口就起不來了。第二天，當我們再次來到工地時，看到大雪埋住的除了劉德福，還有兩個人，他們是凍死的，昨天晚上，別人都掙紮著回去了，他們實在站不起來，又不好意思把大家叫住等他們，往前蠕動了幾米，就再也動彈不了了。說起來，這是我的責任，我應該最後檢查一遍，應該回營房後點一次名，可是應該做的我都沒有做。我給團長說：你撤我的職吧。團長說這樣撤下去，所有的連長、指導員都得撤職，我這個團長就更嚴重了，不光要撤職，還要上軍事法庭。你能認識到錯誤就成，以後千萬要注意，我們犧牲的人已經太多的了。
我再給你說一個二十九條漢子和一個凍饅頭的故事。那是在小唐古拉山，也就是風火山，我們連運送施工物資的車隊行駛到一條山溝裏，突然下起雪來，隻下了一個小時，積雪就已經有一尺多厚了。雪霧很大，遮住了我們的視線。車上沒有鐵鍁，二十九個司機就用手扒雪，一邊開道一邊走，連續三個晝夜，他們隻吃了用噴燈熬在加侖桶裏的一頓麵糊糊。饑寒交迫，疲累難忍，什麼吃的也沒有了。有人從駕駛室翻出一個不知什麼時候放在那裏的凍饅頭，讓大家吃，大家誰也不肯吃。那就分吧，一人啃一口。可是二十九個人都啃過來了，饅頭還剩一大半。都已經餓得前心貼後心，如果在平時，一百個饅頭也不夠這二十九個人吃的。他們推來讓去，最後，大家擁抱成一團，哭啊。領隊的排長說：剩下的饅頭讓一個人吃了，這個人必須突圍出去，到鄰近的工地求援，大家選吧，看誰去合適。選舉的結果是讓一個叫趙朋言的去，大家都認為他是他們中間最強悍且有頭腦的人，有時候比排長的辦法都多。趙朋言當仁不讓地去了，去了就沒有回來，也沒有到達鄰近的工地。剩下的人三天以後被團裏派推土機鏟雪開路救了出來。雪停了以後連隊派了十幾個人開著車到處去找趙朋言，沒有找到，連屍體也沒有找到。沒有人知道他死在了哪裏，是怎麼死的——狼吃了？凍僵以後雪埋了？還是自殺了？——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在那種天荒地老的地方，人到了絕望的時候，自殺便是惟一的選擇。我們團就自殺過兩個，有一個是高山反映嚴重，頭疼得實在受不了，拿著榔頭活活敲死了自己。有一個是幹了一天一夜的活，累了，睡下不起來，排長批評了他幾句，他想不通就自殺了。排長很後悔，以後年年都去給他上墳。還有一個是副營長，修了十年的青藏公路，其中有七年呆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1983年他老婆催他回家探親，說我們再不要孩子，這個家就不是家了。他是湖南人，請了假回去，到了家裏才知道他已經不能過夫妻生活了，就是陽痿，他四十歲不到，就已經不行了。他在老婆身邊隻呆了兩天，就買火車票回到了連隊。一年後，部隊通知他轉業。他不想走，想留下。領導說你留下幹什麼？根據你的年齡，你已經不能再當副營長，也不能再提拔你了，部隊沒有你的位置，你怎麼搞不明白？其實他是明白的，隻是有苦說不出來。他是開槍自殺的，打了兩槍，第一槍沒打上，可見他很緊張，不想死。自殺的人是不能追認烈士的，戰士們心不肯，全營出動給他送葬，哭得都把山給震動了。聽說那一年格拉丹冬出現了雪崩，就是被一營人馬的哭聲震崩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