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貴來拿出一個本子來，找出幾個人名給我看。他說這幾個不是我們連的，好像是一次團裏召開的彙報會上，我記錄的別的連隊幹部的發言。
李啟發——在工地上得了心髒病，調到炊事班負責燒水、送飯。那天，他正在工地往別人碗裏舀水，突然哎喲了一聲，倒在了地上。連隊立刻送他下山。臨走，他靠在駕駛室的窗口，做出一副輕鬆的樣子對戰友說：我沒事，過兩天我就回來。可是，汽車剛開出去兩公裏，他的心髒就停止跳動了。在清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一封他準備帶到格爾木發走的家信——尊敬的父母大人：我近來身體很好，就像在家裏一樣結實。我們的路還沒有修好，什麼時候修好還不一定。我打算明年請假回去看你們二老，你們多保重啊。
李方春——班長，合肥人，一來高原就得了胃病，在雁石坪工地施工時病情加重。夜裏疼得受不了，怕影響別人休息，總是跑出帳篷，來到野地裏嘔吐。吐了二十多天，吐出來的全是黃水，衣服、被頭、枕巾都染黃了。有一天，他疼得實在受不了，跑到工地上，拿起鎬頭就挖，挖了幾下，就栽倒在地上大口吐血。連長安排車輛往山下送，還沒來得及抬上車就不行了，胃穿孔奪走了他的生命。他才二十三歲，因為他是病死的，按規定，連個烈士都算不上。
趙禮才——1971年入伍，排長，帶著幾名戰士在石料場打炮眼，突然頭一陣暈，肚子一陣疼，咬著牙打好了炮眼，裝藥放炮時他走不動了，趕緊抬他下來，又送他到格爾木醫院，診斷為肝癌晚期。他聽說沒法治了，就溜出醫院，擋了一輛車回到了連隊。他說醫院說他是拉肚子，吃幾片黃連素就好了。他當天就去了石料場，還是和以前一樣打炮眼放炮。有一次，炸藥裝好了，導火索點著了，可他卻一頭栽倒在離炮眼十步遠的地方，掙紮了幾下就不動了。炮響過之後，大家跑去看，一堆石頭已經埋葬了他。人們從他的衣袋裏找到了診斷書，才知道他已經一個死期將臨的人。他是被當作病死處理的，因為如果按照放炮炸死或者石頭砸死處理，那就很可能被看成是一起事故，按規定，這樣的事故，連長指導員是要受處分的。
其實有的時候，活著比死了更難。改建青藏線的十二年裏，有一千多名官兵是身負重傷終身殘廢了的，其中有一部分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他們活著難道比死了更好受？百分之九十五的官兵由於長期缺氧和氣候惡劣得了這樣那樣的病，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還有感情災難、家庭災難，有些苦是說不出來的，是外人想不到的。
家屬來部隊探親，尤其是夏天，一個連隊一來就是好幾個，還有的是開了證明來這裏結婚的。工地沒有太好的條件，隻能騰出一頂帳篷來，用布簾子一家一家隔開。這怎麼能習慣？尤其是新娘子。我們連有一年來了一個新娘子，很漂亮，住了一夜就賭氣逃走了，走了不久就寄來了一封絕交信。新郎恨啊，恨人家姑娘？恨連隊沒給他們創造更好的條件？恨自己是個當兵的？好像什麼都得恨，又好像什麼都不該恨。那一年四川發大水，我們團裏有好幾百個戰士的家裏房屋衝毀、親人遇難。光我們連就有十一個人接到了父母親人亡故的消息。怎麼辦？都批準他們回去參加喪事？不能啊，工程在節骨眼上，走一個人就少一份力量。我們給戰士做工作，不讓他們回家。戰士也知道不是我們心硬，實在是工程任務緊急沒有別的辦法。有一個戰士的家屬知道等不回來，隨信寄來了黑紗。我說你戴上，我們連排幹部明天都戴上黑紗，為你們大家死去的親人致哀。戰士們總算聽了話，總算沒有鬧情緒影響施工。
蔣貴來的話戛然而止，不知道為什麼在我的采訪本上再也找不到他的隻言片語了。
轉業後在青海交運公司工作的湖北人石永久給我講述過他的事。他和蔣貴來一樣，也是一個在青藏線上當過連職幹部的人。他說苦啊，我們那個時候真是苦啊，生活苦，心裏更苦。1984年8月，就是青藏公路改建工程全麵竣工的前一年，我接到了我老婆的信，信裏是這麼說的：永久，你不知道，像我這樣丈夫不在身邊的女人，處處都被周圍的人瞧不起，分房子都是以男方為主，各種福利照顧優先考慮雙職工，家裏搬煤買麵這些活都得求人，可憐我的幫一把，不可憐我的還要說三道四。這些我都可以不計較，也沒辦法計較。可是我病了怎麼辦？我腰椎有病，腎也不好，已經不能走動了，你不在身邊，隻能請人護理，可是單位隻發生活費，別的一概不管，我自己連看病的錢都不夠，哪有多餘的請保姆？人家的孩子放學回家有吃有喝，我們的孩子有什麼？她得自己挑水，自己做飯，自己洗衣，還得伺候我。你別忘了，她隻有八歲，她忙裏忙外，瘦兮兮的樣子看著實在可憐，我想哭，永久啊，我想哭。我知道你是不能回來的，我就是死了你也不能回來給我送葬。我想來想去，與其兩個人都受這種牽腸掛肚的罪，倒不如我們分開的好。離婚吧，我們隻能這樣了。老婆的信接到沒過兩天，又接到了孩子的信。孩子說：爸爸，媽媽病得很重，翻不過身來。我每天放學回來，都要喂媽媽吃飯，幫媽媽翻身，我人小翻不動，媽媽老是拉著我的手哭。爸爸你快回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