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製是寫作的美德，但準確是更大的美德，如果為節製而損害準確，吾未見其明也。節製過了頭可能就是矯情和做作。我讀卡佛，常覺得這是個技術高妙的匠人，他的大刀斧劈帶了點表演的成分。你看，這點兒我能砍掉，那一點兒亦可去之，沒有最少；隻有更少；你敢說這不是小說麼？小說可以砍，甚至可以無限製地砍下去，日去其半，萬世不竭；隻是，無限地摳門也不一定能變成富翁。小說該有的枝蔓和豐沛，該有的模糊性，文字該有的毛邊和藝術感，以及在更高精確度上需要呈現的小說和故事的基本元素，是忍受不了如此殘酷的刪刈的。卡佛的做法固然可以創造出巨大的空白和值得尊敬的沉默，不過稍不留心，也有可能把小說簡化為單薄的故事片段乃至細節，那樣不僅出不了空白，反倒弄成了閉合的結構，死死地封住了意蘊的出路。我以為，小說節製的前提是自然，是渾然天成，如同中國的書法，飛白要“非白”不可時才有意義，否則，那隻是沒控製好筆，或者是舍不得墨。
到後期，卡佛一度放開，不打算那麼苛待文字了，要讓小說豐腴起來。參見小說集《大教堂》。集子裏有篇備受嘉獎的《好事一小件》，在卡佛之前的另一本短篇集子《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中，名叫《洗澡》。卡佛重寫了這個小說。重寫後的小說多了二十多個頁碼。我很吃驚，為什麼一隻極簡的筆稍稍放鬆一下，就變成了囉嗦。小說的內核幾乎沒有變大，但篇幅大了，大得讓人覺得鋪張。不是語言自身的鋪張，而是相對於小說的核來說，文字鋪張了。在稍繁和極簡之間，對幾乎同一個小說，差異之大，或可思量。
看到諸多有關卡佛的高論，我經常懷疑這其中是否有過度闡釋之嫌。有些小說，就那麼弱不禁風的幾個故事斷麵，相互間的張力會如此巨大？意蘊能夠如此豐厚？對卡佛的闡釋，似乎必須具體到字詞，大家要在字詞間尋找空白。然而空白未必等於沉默，巨大的空白也未必等於巨大的沉默，空白可能是什麼都沒有。如果我們非得拿著猜謎的心態去看小說，我敢肯定，任何一部小說都玄機四伏。更不必說卡佛的小說了。卡佛寫小說的確像極了化外高人，說一半，留一半，欲言又止。他的欲言又止，讓很多人欲罷不能，不找出點微言大義來心裏就不能踏實。
好短篇是不可以太白，白了沒意思，但話你總得說到六七分才好，讓豐厚的意蘊自然生成。卡佛堅持隻說一半，有的一半都不到，如果你們認為剩下的都是極具意義的空白，是珍貴的沉默，那它的意蘊生成就有勞諸君去東拉西扯了。
說方法論，也非卡佛的首創。海明威的“冰山”理論早已有之，不過下手沒有卡佛狠而已。巴塞爾姆的後現代短篇，相當一部分理解起來比卡佛還玄，支離破碎的情節和細節之間，張力生成的難度絕不比卡佛小。要說極簡和留白，巴塞爾姆還真不一定輸給他。還得說一說俄國的伊薩克·巴別爾。在我看來，真正將留白和自然熔鑄一爐的，是巴別爾。巴別爾短篇小說的好，在他無所用心，在他的作而不做作。看巴別爾小說，你不會覺得這人拿起筆之前必須要裝模作樣地挺直腰杆正襟危坐。他就是在牆頭馬上和稻草垛旁邊，逮著空就寫幾筆，他沒那個時間和心思去做作。所以，他的自然乃是耳目所及，他的留白和節製可能就是世界的真相。
正是這個巴別爾讓我對所謂大師的判斷有了另外一個維度，那就是，方法論固然重要，世界觀更重要。世界觀最終決定著你的方法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巴別爾高於卡佛。巴別爾提供了他對戰爭、人和這個世界的迥異於我們的看法，他的彪悍和脆弱、殘酷和溫情的古怪而又自然的糾結，他的崇高和卑瑣，他的文學和文字的大和小的辯證法，導致了他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文學創作。也許隻有巴別爾能寫出《騎兵軍》這樣的小說，就像隻有卡夫卡能寫出《變形記》和《鄉村醫生》來一樣，因為他們的世界觀本質上與我們相異。他們看待世界的眼光之宏大和細微唯他們所獨有，他們才是既能在世界觀又能在方法論上打上“某某記”的大師。
當然，也有根本無視方法論的大師，隻靠世界觀就可以睥睨群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別跟我談什麼技術主義，什麼方法不方法的。結構不當怎麼了？寫不到結尾怎麼了？照樣經典。卡夫卡的長篇都結不了尾，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也結不了尾，你能說它們不是好東西？在他們這裏，我們要盯緊的是他們價值連城的世界觀，不是方法論。
而卡佛，在他小說的背後，我看到的是他無限地接近於我們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缺少我理想中的大師當有的世界觀。他的目光平常，局限於日常的人情和倫理——當然，他看得也深人、細致和耐心，他是“微物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