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嚴重“異化”者是伏朝陽。此人在小說中出現的方式有點“短平快”，但卻最出彩。他幾乎是野蠻強硬地闖進小說中來，憑一本“紅寶書”為所欲為。伏朝陽的方式才是典型的那個時代的方式。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瘋狂的激情和行動決定一切。他的“異化”最徹底也最可怕，從裏到外都變了形，代表了完全失去反思和判斷能力的非理性的那部分人，被異化為工具和武器而不自知。這大概是那場浩劫得以延續的最重要的原因：人不為人。
“異化”之後必然非常態，倫常失範和法度淪陷之後，恐懼和“人性惡”的泛濫自然會接踵而至。杜仲父親的恐懼是促成杜仲來到麻風病醫院的直接原因。老杜在家族鬥爭和政治鬥爭中練就了敏銳的嗔覺，“文革”剛開始就預感到苗頭不對，力主兒子去麻風病醫院，並提出“擔任院長”和“入黨”兩項條件。生活如履薄冰的老杜以為此舉可以解救兒子，他還是天真了，一個父親的恐懼永遠無法破解兒子的劫難，因為躬逢其時，麻風病醫院和社會上是一回事，亂得匪夷所思。所以他注定要恐懼到死。麻風病院如同戈爾丁筆下的小荒島，“蠅王”無處不在，這裏隻會出現兩個極端，要麼膨脹到任“惡”泛濫，要麼恐懼得神經過敏，時刻感覺麵臨消失的危險。國民黨的“餘孽”吳鶴聲和陳餘忍除了自殺別無出路，一則他們克服不了積壓多年的恐懼，二則眾人最終也不會放過他們，“一個反革命分子死了，你哭什麼？”——憐惜生命此刻是政治錯誤。他們完全是放任他們自殺。小說接著寫毒死陳餘忍的小狗黛玉，寥寥幾筆，施毒者之殘忍亦見一斑。正是在此情景下，伏朝陽才可能鎮壓整個醫院，然後又被眾人快意地剪掉舌頭。需要我們看清楚的是，剪舌如同慶典，充滿了令人發指的想象力和藝術感。
陳繼明之經營“現代意味”，在小處也做了不少文章。小天鵝的那隻名叫“小四”的貓，貫穿了大半部小說，其作用不隻為了情節進展作勾連，還在“人”和“動物”之間搭起了一座互文的橋。吳鶴聲和陳餘忍的同性戀，想來也不是硬添上一個“性”的噱頭或以示環境的壓抑，而是借此倫常之外的曖昧行徑喚醒存在主義的意味。
除了吳鶴聲和陳餘忍的同性戀外，小說在其他地方也涉及了性，這些“性”多半溫情，它們負責將人物從那個“反人性”的時代裏拉回到正常的、溫潤的人性世界來。這也是小說著力的另外一個點。
按我的推測，陳繼明其實不願意把人性惡進行到底，他要留下溫暖的種子和希望。所以我們看到了兩個正常的人，小天鵝和蝴蝶。小天鵝的麻風病是慣常的，由病引發的情緒和心理變化也是慣常的。她和蝴蝶一樣，都是非常時代裏的常人，保持了女人的本色。也許你會說，因為慣常，這兩個人物形象稍弱了一點，若是加入了癲狂的“非常態”，小說會更激烈。有這種可能。但在陳繼明看來，她們不能變，不能“異化”，她們是作為女兒和母親存在的，是大地一樣顛撲不破的真理，是根本。尤其是小天鵝念念不忘“有罪”的懺悔意識，其坦蕩、反思、包容和隱忍，是這個世界不至失去希望的保證。同時，她也在客觀上給小說提供了對應於冰冷堅硬的溫暖和彈性，讓小說繃緊的神經稍稍放鬆，既開闊了小說的空間，也豐富了小說的意。
若繼續推測，我想陳繼明是一個人本主義者，他的悲憫之心最後忍不住要發作，施諸小說中的每一個人。小說名之《一人一個天堂》，可見早就給每個人都準備了一個好去處。杜仲“異化”之深，不能從羞恥的生理和心理頑疾裏脫身，自沉未必不是通往天堂的坦途。小天鵝說到底是凡俗之人，那就好好地讓她活在人間。至於伏朝陽，既然已經剪掉了他的舌頭，去其喧囂歸於沉默，既然已經更名為羞怯的“黃愛毛”，就讓他永遠沉默和羞怯吧——
對那個瘋狂的時代我們不能沉默和羞怯，但對黃愛毛，“沒有什麼東西，是高於他的沉默和他的羞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