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三大師搬出來，並不意味著李浩是踩著他們的影子走路，而是想從他小說裏尋找一點蛛絲馬跡，弄清楚其創作的來龍去脈。在寫作的鏈條上，誰也無法拒絕對前輩遺產的繼承，而對何種遺產有所偏愛，常常能說明問題。對李浩來說，繼承三大師也是整合與化用的過程，他努力在寫作中汲取諸位的營養，形成一種貼著李浩商標的小說風格。他做得很好，這也是我真正關心的。
二
以我個人的趣味，我更喜歡像《那支長槍》、《閃亮的瓦片》、《碎玻璃》、《如歸旅店的敘事》這一類的小說，還有《拿出你的證明來》、《貯藏機器的房子》、《我們的合唱》等。這類作品在李浩的小說中，從量上看，可能是主導，但從李浩現在的興趣所在來看，他可能更願意繼續像《三個國王和各自的國土》、《月球旅行計劃》等小說。也就是說，我希望李浩的小說裏能夠同時出現魯爾福、卡爾維諾和格拉斯的氣味。三者同在，我以為足以成就十分優秀的小說，既有沉實的內容，又有飛揚的意趣；既有形而下的落實的敘述，又有足夠的形而上騰飛的力量，《那支長槍》、《碎玻璃》、《如歸旅店的敘事》等，堪稱這方麵的典範。
李浩具備了高超的落實細節的能力，他有足夠的耐心和定力將小說沉下來，把故事講好。同樣，因為落實細節的能力，他能夠把感覺貫注到每一個文字的神經末梢，讓每一句話都服從他的意誌。所以，在《那支長槍》等小說裏，小說是沉重的、實在的，透出滄桑憂患之感。同時，小說整體上又透露出超越故事和日常的意蘊，就像各種看得見的根莖枝葉果放在一起煎煮，最終熬出了治病的藥湯。小說寫作大約也同此道理。《閃亮的瓦片》一直在寫瓦，最後升騰在小說之上的卻是仇恨和人性的扭曲，偶然造成的無法收拾的惡性循環，輕和重之間的轉化呈現出了荒誕和悲哀。《如歸旅店的敘事》中，“父親”終其一生維持著一個小客棧，執拗的理想讓他早就超越日常的邏輯，這是他的悲哀，也是他的幸福，一生能有堅定不移的向往和追求，實在是值得在瞑目之前欣慰的。
這就是李浩小說的飛揚。在沉實之後，在落實的情節和細節之後。所有的故事都在生活的邏輯裏走，但走著走著就超越了日常，越走越高，越走越“虛”，小說停住腳，意蘊飛起來。作家對人性、生活、形而上的思索，順利地熬出了高效的藥湯。在沉實和飛揚之間，毫無疑問李浩最終追求的是飛揚，但他深知飛揚的前提是沉實，所以他從來都是謹慎地選擇根莖枝葉和花果，認真煎熬，他把這視為一個小說家的本分，它是對作家的藝術上的考驗。這個過程是審美至上的。即使發言，也是以審美的形式說話。而小說之後的意蘊，則是驗證一個作家的思想力度和麵對這個世界的能力。
《人民文學》在刊發李浩小說的編者話中說，他有精確的技術，還有狠忍陰騭的力量。這算是對他“沉實”的表揚。陶泰忠在給李浩的小說集《誰生來是刺客》的序中則寫道：“李浩的筆墨毫不吝嗇地逼近了罪與罰、生的艱難與死的艱難；力求透過一個個人物的具體生存狀態、一個個人物的基本情感在病態下的極端表現提出對生存意義的質詢，從而使其小說在具象的寫實中走向形而上的抽象，克服虛擬的、醉態般的輕，克服失重，讓腳踏在地上。”這大約是對他“飛揚”的肯定。
三
說到寫作，李浩就把“難度”這個詞掛在嘴上。他說，一個真正的作家就要不斷地給自己的寫作製造難度。這個詞有點抽象，在我的理解裏，它介於“超越”和“實驗”之間。製造難度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超越，但“超越”好像是對作家創作的質檢用語，多少有點階段性的蓋棺論定的意思；而“難度”則是給自己製造困難，讓你不能繼續過和此前一樣舒坦的好日子，像登山，昨天是一步一個台階，今天就得兩個，昨天你爬石階上山，今天就必須找一條野路爬上去。說這個詞接近“實驗”，似乎有點太形式化了，這難度不僅在形式上要有所作為，於內裏，也要形成“災變”，哪怕一個句子內涵的擴大，一個字歧義的增加，都是“難度”。
李浩喜歡給自己製造難度。從我們習以為常的小說路數中一個人遊離開去，即為宏觀的表現之一。他希望能夠找到另外一條通往好小說的路，而且野心勃勃地打算克服這些難度。像《黑森林》和《月球旅行計劃》這樣的小說，他清楚地知道讀者稀少，發表也存在困難，但還是雄赳赳氣昂昂地繼續往前衝。我常開玩笑，說他要做小說開路的烈士。他說挺好，不真刀真槍地試一把，不甘心。他覺得他正在克服的難度是有意義和價值的。看多了躺在祖產上曬太陽的文學小地主和批量生產的小說車間主任，以及形形色色隻說不練的文學二道販子，李浩的這種手握長矛鬧革命的勁頭讓我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