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小說的“風格陷阱”
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新潮小說來說，張揚而怪異的美學風格是其贏得文壇廣泛關注的重要原因。但是對於其風格的界定、理解和認識文學界卻有顯著的分歧：新潮作家視其風格為個性與才情的體現，而評論界與讀者雖然都認可新潮作家的才華，但對其風格的認識則更多的是視其為一種姿態與策略，並因其模式化、複製性、非原生性而視之為非個性化的產物。這裏其實就存在一個深刻的悖論：新潮作家所謂有個性化的追求何以會呈現為一種反個性化的結果？或者說，新潮作家“反集體”的寫作，何以會呈現出一種“集體”的風格與形象？現在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新潮小說的曆程，我們不能不承認，新潮小說確實建構了中國文學史中一個重要的反叛者的形象，但這個反叛者顯然是一個群體的形象而不是一個個體的形象，“個體”已經消失，它被完全溶解在“新潮小說”的整體形象中，失去了獨立的話語價值。因此，對於新潮作家來說，風格也許是最難描述的一種存在。這不僅因為新潮作家以追新逐異為自己的藝術目標，每個人都處於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之中，而且更因為他們個人的風格無論如何花樣百出都無法從人們對新潮小說風格的整體認識中突圍而出。這也使得新潮作家們隻能無奈地放棄對風格的個人化營構，而是老老實實地臣服於那個整體的風格歸屬，並在主觀上不再把風格當回事兒。蘇童就不止一次地說過：風格隻不過是一種迷人的陷阱。那麼，新潮小說的整體美學風格又是怎樣的呢？對這個問題，雖然從文學界的角度來說仍然很難有統一的認知，但我覺得至少有兩個層麵的內涵是可以成為共識的：一是形式主義風格。新潮作家試圖實現的是中國小說從“寫什麼”到“怎麼寫”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把“形式”美學強化到極致既是他們的局限，又是他們的貢獻。二是“反悲劇”、“非悲劇”的風格。新潮作家既然以“反叛”為旗幟、以消解和裹讀為口號，他們的小說文本對“悲劇”文學風格的反動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眾所周知，新潮小說的題材域是苦難、罪惡、暴力、死亡、仇恨等非現實、邊緣性的題材，這類題材涉及的是人的生、死、情、仇等大生大死、大悲大痛的情感，應該說天然就具有“悲劇性”的質素，新潮作家何以能夠把“悲劇性”極強的題材處理成“非悲劇”甚至“反悲劇”的風格呢？我覺得，這與新潮小說對反諷、荒誕、神秘三種敘事風格的狂熱追求密不可分，這三者既是構成新潮小說“非悲劇”美學風格的重要原因和手段，又是新潮小說側卜悲劇”風格的主要內涵與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