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慧》的“非小說”魅力
目前文學界關於《柏慧》的爭論，一方麵固然突現了這部小說非同凡響的話語價值，另一方麵也恰恰驗證了誤讀現象的大量存在。我覺得，無論說《+白慧》是一部批判現實的憤世之作，還是說《柏慧》是作家藝術上的一種倒退，是個人隱秘心理欲望的畸形宣泄，都隻能是一種片麵的個人預設，它的出發點和最終結果都將必然地引領我們遠離文本的核心和本質。事實上，如果我們的思維不能跳出對於所謂小說的經典化的理解，我們對《柏慧》的把握就隻能是浮淺和空洞的。因為，從本質上說，《柏慧》是超小說的，張煒不會不知道一部小說藝術上的優劣得失，當他的藝術追求超越於這種優劣得失之上，甚或超越於“小說”本身之上時，我們對其具體藝術成敗的分析和追問就顯得可笑而不得要領。正因為此，我們用“文本”而不是“小說”來稱謂《柏慧》也許才更有利於找到進人其藝術世界的通道。
我個人認為，《柏慧》的意義首先在於它是一部為我們病態的文化時代和生存靈魂號脈的傑出的精神文本和文化文本，它是對我們潰敗的世紀末文化的嚴厲究潔和最深刻饋贈。在此文本中，張煒以直言不諱甚至小說”化的方式對曾經被我們久久遺忘了的那些樸素的精神話語進行了虔誠的複活、傾訴、書寫與闡揚，使我們在重溫對於美br醜、善br惡、愛br恨、忠誠br虛偽、生br死等兩極生存景觀的區分時，在麵對土地、母親、正義、立場、信仰、責任、憤怒、同情、道德、寬容……這些久違了的生存語彙時，不得不經曆一場持久的精神羞愧、震顫和感動。從這個角度說，《柏慧》實在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語言拯救，是對於我們親曆的那些生存話語的重塑和喚醒，是對於我們生存記憶的一次卓有成效的複蘇與激活。我並不否認在藝術角度上《柏慧》對《九月寓言》博鬱深沉的哲學化美學境界的舍棄是一種犧牲和損失，但在張煒來說這種犧牲卻是一次主動、決絕、義無反顧的選擇，他的藝術視點是超邁於小說乃至文學之上而直指人類的生存和精神狀態的。麵對一個時代思想和精神的沉淪，張煒偏激、嚴厲而又大義凜然的發問無疑是振聾發饋的。這使我想到了二三十年代的魯迅。雖說至今仍有人可惜魯迅專注於以雜文進行“呐喊”式的國民性批判，從而浪費了其文學上的巨大才華，然而，如果沒有魯迅直麵“慘烈現實”的不懈戰鬥，沒有他對黑暗的封建思想體係的犀利抨擊，中國現代化的思想進程會如此勢不可當嗎？有誰能說魯迅的“自我犧牲”不是我們一個民族的福音呢？福克納曾說過：“人是不朽的，並非在生物中唯獨人留有綿延不絕的聲音，而是人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苦的精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於寫出這些東西，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也許，魯迅的雜文和《柏慧》式近乎“思想隨筆”的文字在有人看來並不是文學的聲音，但無疑都是正義的聲音，是精神的聲音。對比於時下文壇那些所謂“純文學”和“高雅文學”消解一切、調侃一切，視責任、使命為玩物的遊戲態度，張煒式的話語才是真正關注人類命運的話語，才是真文學的話語，才是真正迫近和拷問作家自我和整個時代知識分子靈魂的話語。它既是作家不肯同流合汙的宣言，也是檢示我們時代精神的人文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