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來的“男性化”風格
毫不誇張地說，戴來的小說有著被人一眼就能辨認出來的獨特品質。作為一個女性作家，戴來卻有著男性化的寫作風格，她的小說氰氯著金屬般的陽剛之氣，不了解她的人往往會誤認為這些作品出自男性作家之筆。但戴來與男性作家的寫作差異之處在於，她以一種女性特有的敏感致力於對小說情緒的捕捉。戴來不擅長講故事，而她卻能將人物細微的心境察覺出來，以此作為對生活深處所藏秘密的勘探和挖掘。戴來似乎迷戀著這種寫作方式，她的小說不論篇幅長短，基本上都是這種寫作方式的生動注解，它們貼著“此作品由戴來寫作”的統一標簽。
男性化的寫作風格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主人公均為男性，這裏我們不再贅述。二是男性化的語言。語言是一個作家作品的外在審美載體，對語言的精心打磨是許多寫作者孜孜以求的事情，他們力圖使自己作品中的詞語具有奇妙的魔力彈精竭慮地推敲字句是中國古典詩學形成的一個強大傳統，於是語言成了作者操作文本的一個中介，也成了他們寫作風格的標誌。必須承認，語言並沒有性別之分，但是文學語言又能體現出來性別的差異。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語言浪漫抒情、溫和柔婉，當代女性寫作者大膽突破傳統，更是把語言運用得舒緩、暖昧或者淩厲、尖銳，不管是哪種語言形式，都有著無法消餌的性別風格。戴來的小說語言卻不這樣。在戴來這裏我們看到，與自身性別相關的對語言的天然運用方式遭到了拒斥，她已經改弦易轍，操作起來與男性接近的話語方式。“經過短暫的停頓之後，聲音再度響起。這下周密聽清楚了，是父親在衛生間大便的聲音，動靜很大，是那種毫無顧忌地在使勁並悉心體會由此帶來的如釋重負的輕鬆的聲音。”（《消化》）“相信很多尋呼台的小姐都有這種經曆。夜深人靜的晚上，個把被春夢驚醒或無聊、苦悶得睡不著的家夥極想說說話，而且最好是和女同誌說說話，好把他們胯下那幾毫升憋得他們難受的液體，通過電話線射到線那頭那些正當青春的小姐的耳朵眼裏。”（《洋娃娃》）“就這樣，在經曆了近十六個小時的顛簸之後，安天把一大堆在蘇州吃下去的食物轉化成糞便拉在了周初文家鄉的廁所裏。”（《還不到時候》）悖論在此出現了，如果是把一種粗俗的’、女性作家羞於使用的語言作為自己的語言追求，那是誤人歧途。戴來在拋棄女性化語言外衣的過程中獲得了醒目的男性化風格，但她也必須對粗俗化的語言誤區有所覺醒。男性的寬敞渾厚中如果融會女性的纖巧玲瓏，對戴來來說，這或許是一種理想語言的美學風格。
我們還注意到戴來小說中有著很強烈的現場感。這個時代的現實圖景與精神境遇是她執意關注的內容，所以在她的小說中沒有回憶，沒有曆史，全部是當下生活的演繹。我們說回憶可以緩解人與現實之間緊張的對抗關係，可以緩解苦痛與焦灼，稀釋內心的恐Ir，甚至是將過去的生活進行重新排列組合、過濾掉種種的不幸而在記憶裏閃爍起並不存在的光芒。回憶使小說遺忘現實，恢複記憶，它可以給人慰藉，也讓人有了逃避生活的借口和理由。戴來拒絕回憶，這意味著她的小說斷絕了通往解脫之路，她是“殘酷”得讓人直視現實，目擊現場，不能躲避，不能逃離。於是戴來小說中的人物一直處於運動之中，對他們而言沒有回憶可以打撈，“此時”的種種表演就是他們存在的全部內容，他們活在與生活同步的現場中，他們被現場生活席卷著飄行，一切的懷疑、憂慮、畏縮、無定都是他們無法擺脫的宿命。長篇《我們都是有病的人》中就有著這種強烈的現場感。安天與劉末的同居生活實際上是一場劉末精心設計的騙局，在這房子裏的各個角落，都被人偷偷安放了無數個微型攝像機，在安天毫不知情的狀態下，他們的日常生活場景以《LOOK》為名被搬上了一家網站傳播。小說就在這樣一個混亂的生活狀態中展開了敘事。金錢、同居、同性戀、黃段子、情感陪護、網絡、偷窺、欺騙、遊戲等等這些富有時代現場感的關鍵詞成了小說的主體語彙，它們雜揉在一起，喻示出時代精神形態中的某種淪落與匾乏。
戴來是一個有風格的作家。我認為這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的確是寫作高度的一個見證。平庸的寫作者永遠都不會寫出自我，寫出獨特，當然更寫不出精彩和深刻。拾人牙慧、賣弄形式、編織離奇、對現實世界缺乏一種洞察和判斷、或者遁人曆史將其搞得烏煙瘴氣還自以為是的寫作者不乏其人，甚至他們還堂而皇之地占據著大小的文學版麵，這是一個悲哀。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平庸者，需要的是有著對生活和命運進行思索又不乏審美力量的寫作者。即使從這樣一個苛刻的標準出發，戴來也沒有讓人失望。盡管她的寫作存在著模式僵固自我重複、美感欠缺行文粗糙、對病態生活真相的表達有著概念化之嫌等等缺憾，她的小說離真正的與生命、與存在、與形而上相契合的大作品之間還有著相當的距離。但我們無可否認，戴來已經展示出來一個良好作家的寫作素養，她還有著自我修複與完善的能力，對她的寫作前景我們寄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