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棟的“道德焦慮”
與作為一種類別現象的時尚、浮躁、淩厲的新生代小說不同，劉玉棟的寫作給人一種厚實、穩重、沉靜的感覺。雖然，就文學藝術而言，厚實、穩重、沉靜並不是什麼好詞，但是考慮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新生代作家那種普遍性的狂妄、輕浮、喧囂的背景，劉玉棟的寫作姿態確實具有特殊的價值。然而，對劉玉棟來說，這種厚實、穩重、沉靜又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姿態，而是與他的生命體驗、價值觀和世界觀緊緊聯係在一起的。一方麵，厚實、穩重、沉靜是劉玉棟個性的體現，另一方麵，這種個性又是建立在堅實的地基上的，這個地基就是對民間、鄉土世界的熱愛與嗬護。進人劉玉棟的小說世界，我們會發現，“鄉土中國”是他小說的終極意象，他所有的小說其實都是在從不同的側麵還原、建構“鄉土中國”的形象與內涵。這也決定了劉玉棟是一個典型的鄉土小說家。他的小說題材均與鄉村世界和民間世界有關，他的眼光有時也會向都市張望，但那最多隻能算是一種“偷窺”，這種“偷窺”反而會進一步強化他對鄉土的執著。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劉玉棟的小說中“鄉村與都市對峙”的主題，也隻不過是一種潛隱的、假定性的主題，劉玉棟從來就沒有讓它正麵展開過。
當然，劉玉棟的“鄉土中國”又不具有“宏大敘事”的特質，而是真正本源和民間意義上的“鄉土”敘事。“齊周霧村”是他筆下“鄉土中國”的一個象征或縮影。這個“鄉村”固然有著時代、曆史、政治等等的烙印，但劉玉棟著力發掘的卻是“鄉土中國”原始、混沌、模糊、恒定、暖昧的內涵。這方麵，《平原的夢魔》是一個典型的文本。“齊周霧村”成了一個虛幻的影子，一個“夢魔”，房屋、街道、黑二叔、三爺爺、奶奶，全都成了凝固的意象。一切都變了，一切又都沒變，時間的意義仿佛消失了，“鄉村”似乎成了一種永恒的不變的存在。《霧似的村莊》透過汝東一家的“傳奇”折射的也正是“齊周霧村”從古至今綿延不息的風土人情，而《平原六章》以童年視角對“平原”人生的感受、《跟你說說話》對鄉村家庭內部人性風景的展現都無一例外地具有“微型敘事”的特征。即使《給馬蘭姑姑押車》、《火化》這類試圖把對“鄉土”的觀照提升到文化意義上的小說和《昏夏》、《幹燥的季節》這類批判鄉村權力結構和醜陋人性的小說，作者也有意回避“宏大話語”的侵襲，而是把基調定位在愚昧、沉悶、迂腐的普遍人性上。
我們看到，在劉玉棟的小說中，他在隱藏或懸置時代和時間因素的同時，又不自覺地把空間的意義放大了，在他的藝術空間內，鄉村的生存、精神和人性狀態以及麵對世界、他人和生命本身的方式與態度則無疑是其藝術聚焦的中心。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筆下的“鄉土”又不單純是一個符號化的鄉土，甚至也不是一個“文化”的鄉土，而是一個人性的鄉土，感情的鄉土，生命的鄉土，道德的鄉土。“鄉土的道德化”是劉玉棟的價值支撐，也是他的敘事策略。而這無疑也決定了劉玉棟“鄉土情結”所隱藏的深刻悖論，一方麵，他不遺餘力地唱著土地的讚歌，對鄉村的純樸人性和倫理情懷滿含敬意，另一方麵，他又不能不正視鄉村道德日益頹敗和淪落的現實，因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唱出對土地的挽歌。可以說，他越是試圖在小說中隱藏或懸置時代性的因素，他的情感和價值觀的矛盾就越是暴露無遺。當然，對小說來說，這並不是壞事，正是這種矛盾和悖論構成了他小說的內在張力和思想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