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麵強調客觀規律性而無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從而將客觀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分離開來，是經濟決定論者的共同立場。這樣的話，就實際上取消了人的能動性實踐的價值和意義，就會得出人在規律麵前無所作為的錯誤結論。在拉布裏奧拉看來，經濟決定論是一種將“曆史降低為算術”的認識。他指出：“我們的學說不是要把曆史發展的整個複雜的進程歸結為經濟範疇，而隻是要用構成曆史事實的基礎的經濟結構（馬克思語）來歸根到底（恩格斯語）解釋每一個曆史事實”。當我們說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曆史過程時，首先需要確認這並不否認人作為曆史活動主體的地位以及人的活動是有目的和意圖的活動。正如有學者所論述的：“曆史規律畢竟不同於自然規律，它在任何時候都是人們有意識活動的體現，無論這種活動是感性物質活動還是思想活動。因此，即使人們在致力於揭示和探索隱藏在紛繁複雜的曆史事件背後的客觀規律的時候，也不應忽視這種終究是人的活動的規律，是通過人們為追求和達到自己的自覺意圖和所設定的目的而進行的活動才得以形成並顯現其作用的。”
2.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基於人的目的性的視角
人的目的性反映的是主體對客體的認識關係和價值訴求。恩格斯指出：“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誌，總之，成為‘理想的意圖’，並且以這種形態變成‘理想的力量’。”唯物史觀在肯定人的目的性的同時，也說明了這一目的性與社會前提和條件的關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這種“理想的意圖”無論是提出還是實現，都不是純粹主觀的結果，而是始終與外部客觀世界聯係在一起的。馬克思深刻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恩格斯也強調：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著自己的曆史，但是，“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是在既定的、製約著他們的環境中，在現有的現實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
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一個重要區別，不在於承認不承認人的實踐活動有無目的性，而在於承認不承認人的目的性是不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最終動因。恩格斯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曆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曆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麼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曆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曆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列寧則進一步明確了在這個問題上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原則分歧。他指出，主觀主義者“雖然承認曆史現象的規律性，但不能把這些現象的演進看作自然曆史過程，這是因為他們隻限於指出人的社會思想和目的，而不善於把這些思想和目的歸結於物質的社會關係”。
還應該看到，曆史目的論在以“上帝”、“精神”替代現實的人作為曆史主體的同時，曆史就居於人類活動之上而與之分割開來，於是目的隻是曆史的目的而與人毫無關聯。馬克思曾具體描述了這一種情況：“曆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麵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麵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這樣：好像後期曆史是前期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於是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並成為某個與‘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識’、‘批判’、‘唯一者’等等）‘並列的人物’。”在馬克思看來，講目的性隻能是人的目的性，曆史本身並不存在著所謂的目的性。他明確澄清了曆史與人的實踐活動的關係。他認為，曆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曆史並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其實，前期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示的東西，終究不過是從後期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過是從前期曆史對後期曆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
恩格斯所說的“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不僅構成人們實現自己的目的的支持性因素，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構成了人們實現自己的目的的製約性因素。麵對著這個客觀世界，人的目的能否實現，實現的程度如何，關鍵取決於對於前提和條件的認識與把握。因此，人要使自己的目的和理想轉化為現實，必須首先對社會發展的前提和條件進行科學判斷。
在這些“前提和條件”中，生產力的因素無疑是基礎性的並且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它決定了人們既不能自由地選擇生產關係，也不能自由地選擇某一種社會形式。馬克思指出：“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製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曆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作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一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曆史中的聯係，就形成人類的曆史，這個曆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係的越益發展而越益成為人類的曆史。”這就意味著，對於每一代人來說，曆史的舞台總是預設的、既定的。“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於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取得自由的。”因此，對社會發展的前提和條件的科學判斷，首先是對經濟因素的認識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