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世界因由西方資本的全球擴張逐步聯結成一個整體，這是人類發展史的一個嶄新的現象。以全球視野審視此時的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已經明顯處於了相對弱勢。與掙脫封建藩籬後躍躍欲升的西方相比，中國這個曾孕育了中華文明的東方大國，在西歐各國相繼向資本主義挺進時，放慢了前行的步伐，落在了時代的後麵。
對於這一問題，隻有借助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才能得到科學的說明。遵循這一理論和方法，所有製因素應納入分析的框架之中。任何發展都不可能脫離一定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的條件直接決定了發展的性質和水平。“如果把社會發展或現代化作為一種功能體現的話，那麼，這種功能的發揮必須有賴於能夠產生這種功能的結構的確立。所謂發展的差異，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具體表征或功能體現”。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特·托馬斯也認為，社會發展的關鍵在於“製度因素”。其中，財產關係的作用最為突出。一個客觀的事實是，無論是封建莊園製度的興起和衰落，還是近代產業革命的發生，都與私人財產地位的變革有直接關係。私有權不確定，私人經營的產業及其收入沒有合法保障，對個人經營的刺激沒有製度上的保障，近代工業和近代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這裏所講的財產關係和所有權關係，其基礎就是生產資料所有製關係。
生產關係變革的相對落後，是導致中國在同一時期相對落後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所以在西方和中國獲得了不同的曆史命運，主要是因為，繁育這一生產關係的社會土壤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與西歐城市的特殊功能所不同的是，在整個封建社會時期，中國的城市始終保持著作為官僚政治中心—軍事堡壘的基本屬性，在經濟上始終依賴於農村。這樣，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關係不像西歐是相對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結的，城市從來未曾脫離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體係，沒有演化成一種體製外的存在，而始終是一種體製內的力量。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手工業和商業雖然也有一定的發展，但這種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不僅沒有成長為變革傳統社會結構的破壞性力量，反而成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有益補充，從而進一步穩固了封建生產關係。沒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傳統的社會結構就能夠始終保持再生的能力，近代工業文明就不可能產生和發展起來。
正如侯外廬在分析這一曆史現象時所指出的：“從16世紀以來，中國的曆史沒有如歐洲那樣走向資本主義社會，關鍵在於舊的生產方式以及舊的思想影響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清王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主義政權。為了維持固有的統治秩序，清朝統治階級采取了一係列強化封建專製主義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天朝上國自居，將其他國家視為“朝貢”國，以“朝貢”儀式處理國與國的關係；在經濟上，將對外貿易的時間、地點和次數都作嚴格規定，力求將對外貿易納入“朝貢”的框架之中。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中國與西方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一係列政策措施扼製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因此，雖然18世紀中國社會經濟有所恢複和發展，隨之資本主義萌芽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它仍是難產的”。這就是在西方與東方碰撞之前中國相對落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