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階級狀況
這一時期，我國社會階級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和中國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毛澤東認為：“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毛澤東開始認為，黨內出現了新的剝削階級，即“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對待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認識上，1961年9月頒布的“工業七十條”重申了企業中的技術人員和職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62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科技工作會議和文藝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理肯定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陳毅副總理在講話中宣布給廣大知識分子“脫帽”（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冕”（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隨後，周恩來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鄭重向全國人民重申：“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我們應該信任他們，關心他們，使他們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
但是，隨著文藝、學術、教育領域政治批判運動的升溫，整個知識分子隊伍再次被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4.社會意識狀況
這一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意識領域已經穩居主導地位，剝削階級已經消失。毛澤東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主張。中蘇論戰、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社會意識領域的政治批判運動，都是這一主張在實踐中的體現。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中國共產黨同蘇聯共產黨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中國共產黨認為蘇聯共產黨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出了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口號。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陸續發表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被稱作“九評”，由此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公開大論戰。在這場論戰中，中國共產黨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揭露和批判了蘇聯共產黨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論戰，不僅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也使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陷入分裂，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個直接的重大影響是，中國共產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進而影響到對國內形勢的判斷。“中蘇論戰對全局指導上日益‘左’傾的中國政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通過這場論戰，進一步促進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論斷的理解上的某些教條主義和片麵化傾向，使得已經逐步發展的‘左’傾指導思想顯得更加具有‘理論根據’。”“‘左’傾指導思想發展到這一點，‘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隻是時間問題了。”
在國內，為反對“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發生，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全國城鄉興起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農村的運動，以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城市的運動，以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簡稱“五反”。理查德·鮑姆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其後的“文化大革命”之間作了對比：前者采用在黨的控製下經過精心挑選的工作組織，後者則采用群眾自己搞起來的組織；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以地方幹部為對象，後者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以黨的主要領導人為對象。這次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直持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到1966年春，全國約有1br3的縣、社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另據1965年7月的統計，城市的國營工交係統開展運動的單位約占總數的3.9%。
從1963年到1965年間，出現了一係列過火的政治批判。早在1962年秋，江青就指責新編昆劇《李慧娘》是與社會主義不兼容的鬼戲。196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1963年12月，毛澤東寫了一個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1964年6月，毛澤東看了《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又作了如下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