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對城鎮集體工業的管理，在許多方麵采取了類似對待國營工業的管理辦法，這一點特別體現在對待“大集體”企業的管理上。10年中，城鎮集體企業大體上能夠正常生產，尤其是街道工業和類似街道工業的家屬工廠獲得了一定的發展。按不變價格計算，1965—1976年，城鎮集體工業產值由133.1億元增加到489.4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9.9%上升到15%。
大工業開工不足、市場需求迫切等特殊曆史條件，使農村社隊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尤其在1975年，農村社隊工業的發展更為迅速。以江蘇省為例，社隊工業總產值1975年達到22.44億元，比1970年的6.96億元增長2.22倍。社隊工業在全省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由3.3%上升到9.3%。1965—1976年期間，按不變價格計算，社隊工業產值由53億元增長到123.9億元；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社隊工業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為重要。據統計，1971年，社隊工業在農、林、牧、副、漁、工六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隻有6.9%，到1976年已經提高到16.9%。社隊工業也突破了當地資源和市場的局限，逐漸形成了采礦、冶煉、機械製造、石油等眾多門類，成為全國工業的一支重要力量。
5.交換關係狀況
這一時期，計劃經濟體製進行了1958年之後的又一次改變。
1970年開始，中國工業經濟管理部門下放了企業以及財權、物權和計劃管理權，簡化了稅收、信貸、勞動工資製度，並在一定程度上對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調整。在下放企業方麵：1970年中央工業交通各部屬企業事業單位隻剩下500家，比1965年減少了86.5%，工業產值隻占國營工業總產值的8%。一些下放到省、市、自治區的企業被繼續下放到地區甚至縣、市。隨著中央部屬企業的下放，有些省屬企業也紛紛下放。冶金係統有的省屬企業下放到了專區，有的一直下放到縣或鎮。
這次改革的主旨是通過解決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問題，以調動地方政府搞經濟的積極性，消除中央集權運轉不靈活的弊端。企業下放，確實擴大了地方政府對工業和整個經濟的管理權，特別是擴大了地方的財權，壯大了地方的財力，對發展地方工業、繁榮地方經濟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但是，這次改革由於所變更的隻是管理的不同行政級別，沒有突破原有經濟體製的框架，沒有改變政府與企業的直接隸屬與管理關係，因而不僅沒有消除原有經濟體製中的弊端，反而增加了經濟秩序的混亂。一些重點大型企業下放後，地方政府無法解決生產計劃、原材料和設備供應等問題，同時打亂了原有的協作關係，經濟效益因此進一步下降。而財政大包幹基本上隻是為解決當時下放問題的臨時過渡措施，缺乏整體安排，地方分散資金、盲目建設的現象也隨之增加。同時，在當時物資緊缺的情況下，層層下放物資分配權後，物資調配困難，影響了重點企業和項目的建設。而簡化稅收、信貸製度，削弱了稅收、利率等經濟杠杆的調節作用；勞動工資製度的簡化，更使得平均主義進一步發展，妨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6.生產和生產力狀況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伏震蕩，三起三落。1967—1968年，由於全麵內亂，造成國民經濟嚴重衰退。1969—1970年，隨著國內政治局勢逐步趨向相對穩定，經濟有了初步回升；1971年出現“三個突破”，造成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經過調整，1973年國民經濟狀況較前兩年有明顯好轉；1974年“批林批孔”再度造成經濟混亂，經過1975年的全麵整頓，國民經濟擺脫了停滯狀態，但不久又因“反擊右傾翻案風”使國民經濟再度陷入停頓。但就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國民經濟是在起伏震蕩中緩慢發展的。
在工業方麵，20世紀60年代初建成投產的大慶油田，已成為年產原油5000萬噸的大型企業。山東勝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規模。1976年我國原油產量達到8716萬噸，相當於1965年產量1131萬噸的7.7倍。除了上述油田外，建成和在建的大型企業還有：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鼎山、芙蓉山，山東兗州等大型煤礦；甘肅劉家峽，湖北丹江口、葛洲壩，貴州烏江等大中型水電站；四川攀枝花鋼鐵廠、甘肅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陝西富平壓延廠、湖北汽車製造廠、四川大足汽車廠，等等。
十年期間，一批交通運輸線、輸油管線和郵電通信設施相繼建成。1959年動工、1968年建成的南京長江大橋，是當時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最大的鐵路、公路兩用橋。全長1091公裏的成昆鐵路、全長820公裏的湘黔鐵路、全長753公裏的焦枝鐵路等建成通車。1975年7月1日，通過技術改造建成我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此外，1974年，建成大慶至秦皇島的第一條長距離輸油管道，以及秦皇島到北京等輸油管道。1976年，我國又建成一條縱貫8個省市、全長1700多公裏的中同軸1800路載波通信幹線和連通全國20多個省市的微波通信幹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