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市場的超越與對動物的生存狀態的超越是一致的。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超越意味著人從動物的生存狀態進入真正的人的生存狀態。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市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辭中表達了批判和貶抑的情緒。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的殘酷競爭導致人的生存條件與動物的生存條件相提並論。“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達爾文並不知道，當他證明經濟學家們當作最高的曆史成就加以頌揚的自由競爭、生存鬥爭是動物界的正常狀態的時候，他對人們，特別是對他的同胞作了多麼辛辣的諷刺。”當然，這種道德譴責基於對市場的科學評價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最終是要被超越的。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要消滅的不僅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資產階級，還要消滅買賣。因為隻有一個有計劃地從事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麵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
總體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是排斥商品、貨幣和市場的。因此，無論是“市場經濟”的概念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在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中都是不存在的。
2.市場與社會主義：從列寧到毛澤東
市場的去留成為20世紀初社會主義實踐首先遭遇的問題。列寧一度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踐，在一定意義上是對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設想的遵循。1918年春，列寧明確要求對主要生產資料進行國有化的同時，也提出“對千百萬人生存所必需的產品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開始建立國家計劃生產和計劃分配的實踐。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踐遭遇挫折後，列寧清醒地認識到直接驅除市場的非現實性。他告誡全黨：“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國營的交換的發展，即商業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在有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政黨要是試行這樣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幹蠢事，就是自殺。”“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到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1921年起，蘇維埃政府把餘糧收集製改變為糧食稅製，同時幫助私人小工業、小商品生產合作社進行恢複和發展，並以租讓製、合作製、代購代銷等形式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一年以後經濟得到了恢複。需要強調的是，實行新經濟政策，恢複商品生產和交換，在列寧看來，其目的是“用所謂‘新的迂回方法’來奪取一些陣地，實行退卻，以便更有準備地再轉入對資本主義的進攻”。即使意識到禁止商業發展的政策在當時條件下是行不通的死路，列寧依然是將商業、市場與資本主義畫等號的，這一觀點並沒有因改行新經濟政策而有所改變。他始終堅持認為：“隻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剝削。”
對市場的超越與對動物的生存狀態的超越是一致的。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超越意味著人從動物的生存狀態進入真正的人的生存狀態。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市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辭中表達了批判和貶抑的情緒。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的殘酷競爭導致人的生存條件與動物的生存條件相提並論。“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達爾文並不知道，當他證明經濟學家們當作最高的曆史成就加以頌揚的自由競爭、生存鬥爭是動物界的正常狀態的時候，他對人們，特別是對他的同胞作了多麼辛辣的諷刺。”當然，這種道德譴責基於對市場的科學評價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最終是要被超越的。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要消滅的不僅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資產階級，還要消滅買賣。因為隻有一個有計劃地從事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麵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
總體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是排斥商品、貨幣和市場的。因此，無論是“市場經濟”的概念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在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中都是不存在的。
2.市場與社會主義：從列寧到毛澤東
市場的去留成為20世紀初社會主義實踐首先遭遇的問題。列寧一度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踐，在一定意義上是對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設想的遵循。1918年春，列寧明確要求對主要生產資料進行國有化的同時，也提出“對千百萬人生存所必需的產品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開始建立國家計劃生產和計劃分配的實踐。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踐遭遇挫折後，列寧清醒地認識到直接驅除市場的非現實性。他告誡全黨：“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國營的交換的發展，即商業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在有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政黨要是試行這樣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幹蠢事，就是自殺。”“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到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1921年起，蘇維埃政府把餘糧收集製改變為糧食稅製，同時幫助私人小工業、小商品生產合作社進行恢複和發展，並以租讓製、合作製、代購代銷等形式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一年以後經濟得到了恢複。需要強調的是，實行新經濟政策，恢複商品生產和交換，在列寧看來，其目的是“用所謂‘新的迂回方法’來奪取一些陣地，實行退卻，以便更有準備地再轉入對資本主義的進攻”。即使意識到禁止商業發展的政策在當時條件下是行不通的死路，列寧依然是將商業、市場與資本主義畫等號的，這一觀點並沒有因改行新經濟政策而有所改變。他始終堅持認為：“隻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剝削。”
可見，在對待市場的態度上，列寧始終沒有更改過馬克思的觀點。市場經濟被作為非社會主義因素以至於後來人們將市場經濟簡單地等同於資本主義並流行開來，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如西方經濟學家中最先使用這一說法的米塞斯，在1920年發表的《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經濟計算》一文中就指出：“如果沒有企業家（包括股票持有者）對利潤、地主對地租、資本家對利息和勞動者對工資的追求，那麼整個市場機製就不可能成功地運轉。”“問題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的說法，實際上演變為一種簡單明了的兩種不同社會製度的劃分。雖然將市場與資本主義等同並將新經濟政策視為一種“迂回”，但是列寧意識到了市場在走向社會主義中的重要意義，無疑也蘊涵著“利用市場”的主觀立意。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在於“承認商品交換、市場機製的必然存在，並且通過國家調節下的市場來組織整個經濟運行，以市場關係為橋梁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的康莊大道”。然而，由於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製和影響，“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劃分的思維模式逐漸固化，“利用市場”恰恰為後來20世紀的社會主義曆史實踐者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