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次宏觀調控成功的實踐，一個適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係開始初步形成。
2.生產關係的變化
以鄧小平1992年初南方談話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為標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這一曆史階段的新變化表現在生產關係領域就是，私有製經濟在再生恢複的基礎上進一步快速發展，1992年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私有經濟發展曆程的一個重要節點。形成這一態勢的上層建築因素，一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提出了有關判斷姓“社”還是姓“資”的“三個有利於”標準，二是中共十四大提出了以公有製包括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的方針。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確提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修改後的憲法指出：“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無疑又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對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予以了確認。1999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出台。以此為標誌，我國關於私營經濟三種主要形式——獨資企業、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的主體法律已經基本完備。我國多年來將雇工7人以下的個人經濟組織劃為個體工商戶，將雇工8人以上的私人經濟組織劃定為私營企業。新的個人獨資企業法明確規定，有必要的從業人員以及有出資、有合法的企業名稱、有固定的生產經營場所等，就可以申請注冊為個人獨資企業。這樣，雇工就沒有了7個或8個的劃分界限。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貸款、稅收、購銷以及人事管理等各方麵還存在著對私營企業的一些限製性做法。當時私營企業主對於多種所有製經濟並存的政策尚有較大疑慮，因此相當一部分私營企業紛紛掛靠鄉鎮集體企業（戲稱戴“紅帽子”，其實還有掛靠學校為“校辦企業”、掛靠民政部門為“福利企業”等，花樣百出，不一而足），或設法造成合資假象（稱為戴“洋帽子”），有的不願登記為私營企業而詭稱“個體戶”（所謂戴“小帽子”）。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抽樣調查的結果表明，企業資產51%以上為私人所有的“假集體”企業占集體企業總數的20.8%。由此推算，當時全國實有的“假集體”企業相當於私營企業登記戶數的2倍。
可以認為，當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並把私有製經濟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憲法的形式予以確認後，私有製經濟實際上就基本獲得了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全部條件和強大的政治保障。
私營經濟在法律上得到平等地位以後，許多私營企業又要求重新明確產權，脫帽還其本來麵目。有調查顯示：“摘帽”時間發生在1989—1991年的占12.3%，1992-1996年的占48.1%，1997年以來摘帽的占39.6%。“戴帽”策略，對於這些私營企業來說曾是一種成功的策略，由於躲在各種“帽子”後麵，得到保護和便利，比沒有戴過帽子的發展得更快更順利。無論是規模還是經濟效益，前者一般都超過後者。據《浙江日報》1999年9月14日報道，僅浙江省台州一地，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後，就有208家私營企業主消除顧慮，紛紛要求“摘帽”，申請辦理變更登記手續，恢複私營本來麵目。
有統計資料顯示，“八五”期間，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總戶數年平均增幅分別達到46.2%和13.7%。其中1993年和1994年私營企業總戶數年平均增幅分別高達70.4%和81.6%。到1997年，中國有私營企業96.1萬戶，個體工商戶285.09萬戶，分別是1990年的9倍和1倍以上。2000年，經工商部門注冊的全國私營企業達到176.18戶，注冊資本13307.69億元。個體工商戶達到2571.36萬戶，注冊資本3315.26億元。1989—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由33.9億美元增加到468.8億美元，增長了12.8倍，年均增長24.4%，連續9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這一時期，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也促進了私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比重的提升。前一時期的國有企業改革並沒有有效扭轉經濟效益低下、虧損嚴重的現象，甚至虧損更為嚴重。有關材料表明，到1995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麵已達到33.53%，虧損率達到43.87%。這種狀況產生的根本性原因，被認為是政企不分、產權不清，自我約束和自我積累機製不健全等製度缺陷。政府開始推行以股份製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企業製度，試圖改變這一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