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新的一輪全球化，正確認識和把握其特殊的本質，需要基於馬克思主義關於時代的基本判斷。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樣的時代？這個提問之所以非同尋常，是因為隻有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的性質，才能獲得關於全球化本質的科學判斷。顯然，“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後工業社會時代”、“知識經濟時代”、“數字化時代”等稱謂，盡管可以從一定層麵揭示出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的具體特征，但是它們都沒有正確揭示出時代的性質。而且，過分強調和突出這些說法，也就必然會模糊人們對當今時代性質的科學判斷。需要重申的是，隻有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統一體為劃分標準的“五形態論”，才是馬克思主義時代觀的主體；也隻有以此為基礎，才能獲得對時代性質的科學把握。就時代的性質而言，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自20世紀初以來所處的曆史時代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占統治和支配地位的曆史時代。這是正確認識和把握新一輪全球化的理論基礎。
基於關於全球化基本矛盾和時代性質的認識，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迄今為止的全球化的本質並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意義上的改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仍然居於支配和統治地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仍然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條件下，全球化的本質依然是資本在全世界範圍內的野性擴張。正如有學者所精辟概括的：迄今為止的全球化，“是指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以實現全球少數人利益為目的的資本征服整個世界的現象和過程。西方強國所要達到的全球化，絕不僅僅是要在經濟上維護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的舊秩序，而是圖謀建立更加不公正、不合理的所謂國際經濟新秩序；絕不僅僅是國際間的聯係、合作與交流，而是社會生產關係和財產所有製，其中包括社會政治製度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趨同與質同。”
顯然，這一論述表明，一體化並不是平等主體的聯係和交流，多元化正是在一體化的衝擊下才得以彰顯。就新一輪全球化而言，一體化趨勢的主體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元化趨勢的主體則主要體現為後發的民族國家。對於資本而言，所謂一體化是一種“主體—外圍”秩序的建構。巴西政治經濟學家多斯桑托斯提出的“依附論”很好地揭示了這種不平等。他指出：“依附是這樣的一種狀況，即一些國家的經濟受製於它所依附的另一國經濟的發展和擴張。兩個或更多國家的經濟之間以及這些國家的經濟與世界貿易之間存在著互相依賴的關係，但是結果某些國家（統治國）能夠擴展和加強自己，而另外一些國家（依附國）的擴展和自身的加強則僅是前者擴展——對後者的近期發展可以產生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的反映，這種相互依賴關係就呈現依附的形式。”“二戰”以後所產生的工業—技術的新依附形式，是後發國家的工業發展受到帝國主義中心技術壟斷的決定性製約的有力證據。並且，基於上述分析，全球化並非簡單的經濟全球化，而是包含了經濟、政治和文化在內的全球化，由此，一體化決非僅僅是經濟的一體化，而是包含著經濟、政治和文化在內的一體化，多元化也決非僅僅是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而是包含著經濟、政治和文化在內的多元化。
麵對新的一輪全球化，正確認識和把握其特殊的本質，需要基於馬克思主義關於時代的基本判斷。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樣的時代？這個提問之所以非同尋常，是因為隻有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的性質，才能獲得關於全球化本質的科學判斷。顯然，“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後工業社會時代”、“知識經濟時代”、“數字化時代”等稱謂，盡管可以從一定層麵揭示出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的具體特征，但是它們都沒有正確揭示出時代的性質。而且，過分強調和突出這些說法，也就必然會模糊人們對當今時代性質的科學判斷。需要重申的是，隻有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統一體為劃分標準的“五形態論”，才是馬克思主義時代觀的主體；也隻有以此為基礎，才能獲得對時代性質的科學把握。就時代的性質而言，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自20世紀初以來所處的曆史時代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占統治和支配地位的曆史時代。這是正確認識和把握新一輪全球化的理論基礎。
基於關於全球化基本矛盾和時代性質的認識，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迄今為止的全球化的本質並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意義上的改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仍然居於支配和統治地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仍然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條件下，全球化的本質依然是資本在全世界範圍內的野性擴張。正如有學者所精辟概括的：迄今為止的全球化，“是指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以實現全球少數人利益為目的的資本征服整個世界的現象和過程。西方強國所要達到的全球化，絕不僅僅是要在經濟上維護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的舊秩序，而是圖謀建立更加不公正、不合理的所謂國際經濟新秩序；絕不僅僅是國際間的聯係、合作與交流，而是社會生產關係和財產所有製，其中包括社會政治製度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趨同與質同。”
顯然，這一論述表明，一體化並不是平等主體的聯係和交流，多元化正是在一體化的衝擊下才得以彰顯。就新一輪全球化而言，一體化趨勢的主體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元化趨勢的主體則主要體現為後發的民族國家。對於資本而言，所謂一體化是一種“主體—外圍”秩序的建構。巴西政治經濟學家多斯桑托斯提出的“依附論”很好地揭示了這種不平等。他指出：“依附是這樣的一種狀況，即一些國家的經濟受製於它所依附的另一國經濟的發展和擴張。兩個或更多國家的經濟之間以及這些國家的經濟與世界貿易之間存在著互相依賴的關係，但是結果某些國家（統治國）能夠擴展和加強自己，而另外一些國家（依附國）的擴展和自身的加強則僅是前者擴展——對後者的近期發展可以產生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的反映，這種相互依賴關係就呈現依附的形式。”“二戰”以後所產生的工業—技術的新依附形式，是後發國家的工業發展受到帝國主義中心技術壟斷的決定性製約的有力證據。並且，基於上述分析，全球化並非簡單的經濟全球化，而是包含了經濟、政治和文化在內的全球化，由此，一體化決非僅僅是經濟的一體化，而是包含著經濟、政治和文化在內的一體化，多元化也決非僅僅是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而是包含著經濟、政治和文化在內的多元化。
就其基本內涵而言，全球化並非是一個嶄新的名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興起的經濟全球化，隻是19世紀以來全球化的新一輪展開，是經曆了相當長久的發展進程和曆史曲折的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新一輪全球化所依托的曆史條件的特殊性至少包括以下幾點：第一，隨著新科技革命的深入發展，信息技術及其產業的迅猛發展推動了西方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不斷加快；第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標誌著兩個平行市場的終結，資本由此獲取了一個新的全球生存條件；第三，中國不斷擴大開放，並選擇了以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