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共產主義公有製，與曆史上存在的各種形式的公有製有著根本不同。具體而言，這種形式的公有製有兩個顯著特點：其一，整個社會占有全部的生產資料；其二，這個社會由聯合起來的個人組成。正確認識和把握共產主義公有製在未來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麵，將公有製作為共產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不僅揭示了所有製因素是馬克思恩格斯辨別不同社會形態的關鍵性工具，而且也昭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目標：消滅私有製。另一方麵，這種決定意義的差別，也為今天在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等種種所謂的社會主義相比較的問題上，確立了辨析和區別的根本原則。
對於像列寧和毛澤東這樣的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者來說，所有製問題之所以成為建設社會主義首先考慮的問題，與他們對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公有製與未來社會關係的認識密不可分。列寧明確指出：“隻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剝削。”這是列寧從理論上對馬克思的呼應。眾所周知，在社會主義實踐的初步嚐試中，列寧經曆了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的戰略性迂回。雖然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推行具有很強的被動性，但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這是列寧在實踐中對於馬克思設想的一次直接呼應。新經濟政策則是列寧在直接呼應的嚐試受挫後所作出的間接呼應的戰略性調整，其要義在於先為全麵推行馬克思的設想創造前提和條件，再行馬克思設想的直接呼應。列寧在解釋這一調整的理由時明確指出：“我們要懂得，這是一種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容許其存在、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將之納入一定範圍的資本主義，因為這種資本主義是廣大農民和私人資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資本做買賣應能滿足農民的需要。必須讓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流轉能夠像通常那樣運行，因為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
如果說列寧是從直接呼應轉變為間接呼應的話，那麼，毛澤東則經曆了從間接呼應向直接呼應的轉變。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並沒有明確的直接呼應的實踐。他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特別強調：“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社會主義改造的發動，標誌著毛澤東的直接呼應拉開了序幕。但事實上，即使到了中共八大，毛澤東在認識上仍然對於直接呼應有所保留。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對陳雲的關於“主體—補充”的結構的認同和讚賞上得到驗證。陳雲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將是這樣：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麵，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陳雲的這一思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得到了明確的反映。
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共產主義公有製，與曆史上存在的各種形式的公有製有著根本不同。具體而言，這種形式的公有製有兩個顯著特點：其一，整個社會占有全部的生產資料；其二，這個社會由聯合起來的個人組成。正確認識和把握共產主義公有製在未來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麵，將公有製作為共產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不僅揭示了所有製因素是馬克思恩格斯辨別不同社會形態的關鍵性工具，而且也昭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目標：消滅私有製。另一方麵，這種決定意義的差別，也為今天在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等種種所謂的社會主義相比較的問題上，確立了辨析和區別的根本原則。
對於像列寧和毛澤東這樣的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者來說，所有製問題之所以成為建設社會主義首先考慮的問題，與他們對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公有製與未來社會關係的認識密不可分。列寧明確指出：“隻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剝削。”這是列寧從理論上對馬克思的呼應。眾所周知，在社會主義實踐的初步嚐試中，列寧經曆了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的戰略性迂回。雖然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推行具有很強的被動性，但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這是列寧在實踐中對於馬克思設想的一次直接呼應。新經濟政策則是列寧在直接呼應的嚐試受挫後所作出的間接呼應的戰略性調整，其要義在於先為全麵推行馬克思的設想創造前提和條件，再行馬克思設想的直接呼應。列寧在解釋這一調整的理由時明確指出：“我們要懂得，這是一種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容許其存在、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將之納入一定範圍的資本主義，因為這種資本主義是廣大農民和私人資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資本做買賣應能滿足農民的需要。必須讓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流轉能夠像通常那樣運行，因為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
如果說列寧是從直接呼應轉變為間接呼應的話，那麼，毛澤東則經曆了從間接呼應向直接呼應的轉變。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並沒有明確的直接呼應的實踐。他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特別強調：“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社會主義改造的發動，標誌著毛澤東的直接呼應拉開了序幕。但事實上，即使到了中共八大，毛澤東在認識上仍然對於直接呼應有所保留。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對陳雲的關於“主體—補充”的結構的認同和讚賞上得到驗證。陳雲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將是這樣：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麵，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陳雲的這一思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得到了明確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