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實踐價值。當馬克思宣告“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時，他的理論中幾乎每一個基本觀點也就具有了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兩重性特征，而“改變世界”無疑是其特殊性所在。在馬克思看來，基本階級之間的鬥爭不可避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決定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倘若從功能的角度看，階級分析在許多人看來明確地是指向革命鬥爭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客觀事實。因為對於工人階級而言，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革命性意義不言而明。與之相比，韋伯的理論則導向“一致和議價的共同基礎”。曆史的事實是，在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誕生之前，雖然也存在著階級鬥爭，但這種鬥爭往往處於自發狀態，達不到整體的階級鬥爭的水平。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作為無產階級自衛同時也是向資產階級發動進攻的思想武器，在100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進程中的實踐可謂淋漓盡致。與之截然相反的是，分層研究則主張社會成員可以依靠個人才幹和努力，通過學習訓練、專業和謀生方式的變化，升遷為更高社會地位群體中的成員。
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階層結構的三大變化
階級和階級差別的徹底消失，是一個包含著創造一係列社會曆史條件的漫長曆史過程。雖然階級將在未來社會中消亡，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仍然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
從國際條件看，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下的當今世界依然是一個階級對立的世界，這是現實的社會主義生存的外部環境。有西方學者指出，抽象的資本和勞動的對立仍然是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對立形式：“全球資本積累的現代階段繼續在特定的國家和社會之間以及國內產生社會和政治的分裂，這些分裂呈現為一種階級形式。”在被有的學者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在新世紀複興的《曆史唯物主義與全球化》論文集中，全球化時代的階級政治是其中一個主要理論關懷點。作者們明確解釋道，因為階級鬥爭依然是我們無可選擇和無法逃避的生存條件。雖然西方世界依然是階級社會，階級的話語卻處於邊緣化境地。西方主流派的人文社會科學並不都回避“階級”字樣，“階級”一詞仍然被廣泛使用著，正如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沃爾夫所指出的，部分原因在於階級概念的源遠流長，即使對曆史不甚了解的人在當代社會批評中也會使用階級概念。但在西方，“階級”一詞往往隻是作為“社會群體”的代名詞，其中所揭示的資本與勞動對立的實質已經被模糊化。無論是提出“階級死亡論”還是“階級淡化論”的結論，其論證依據和實質都離開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關係。這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迷霧遮蓋的效用。
從國內看，社會主義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初級形態，這一判斷是具體分析現階段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根本依據。當我國現實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了私有製經濟還將有一個長時期的存在時，就不僅需要承認階級現象仍然是一種客觀的現實存在，而且需要承認中國還是一個具有自身特定階級結構和關係的國家，任何否認我國存在階級差別和矛盾的理論嚐試都隻是一廂情願而已。從唯物史觀出發，社會結構的變化是直接由經濟結構的變化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決定了我國社會結構的變化。一般說來，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兩個相關的過程，一是體製或某些製度的變革，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導致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原有的工人、農民與幹部、知識分子“兩階級、兩階層”的比較簡單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複雜變化。總體上說，以下三個方麵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化的深度和廣度。
現階段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重大變化首先在於私營企業主的重新出現和迅猛發展，正是這一變化集中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引發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實質，勾勒出現階段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基本格局。改革開放以來，私營企業主在經曆了再生恢複階段（1979—1992）和快速發展階段（1992—2001）兩個曆史階段後，逐步進入成熟期。恩格斯曾深刻地論述道：“一種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私營企業主群體發展到今天，不僅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力量，而且已經能夠通過影響執政黨政策和國家法律來實現與維護經濟利益，這是該群體趨於成熟穩定的集中體現和顯著標誌。正是由此出發，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當下中國的情形，“不是階級的死亡，反而是階級的成長和定型的時期。”十幾年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李培林教授主編的《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一書曾指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最為疑慮的，恐怕還是資本積累的趨勢是否會造成一個占有大量財富和生產資料的、具有獨立政治利益要求的“階級”。現在看來，無論是否還存在疑慮，這個“階級”業已成為了活生生的事實。
圍繞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在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裏，學術界存在著爭論，具體表現為對於馬克思主義階級劃分標準的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階級首先是一個經濟範疇，因此，占有不占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因素應該是基礎性的劃分標準；另一種觀點認為，階級形成的標誌應該是意識到自己的利益並組織起來。與之相聯係，前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再生的私營企業主已經是一個階級，後者則認為私營企業主還不能構成一個階級。
就階級的形成問題，馬克思有兩段經典的論述。在《哲學的貧困》一文中馬克思指出：“經濟條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工人。資本的統治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係。所以，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為的階級。在鬥爭中，這批人逐漸團結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馬克思指出：“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隻存在地域的聯係，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係，形成全國性的聯係，形成政治組織，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這兩段經典論述被爭論的各方作為論證自己觀點的核心論據。事實上，馬克思的這些論述是關於“自在”的階級和“自為”的階級之間關係的經典性論述，描述的是一個階級從形成到成熟的發展過程。對於這一論述，固然不應將兩者割裂開來，但也不應以後者否定前者。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當一個階級處於自在狀態時，它已經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階級，為了保護和發展共同利益的階級意識一般總會通過行動，並往往總是首先通過其在價值理念和政治訴求上的代表或代言人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