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看到，改革開放以來，“階級”一詞的忌用，除了對階級的含義在理解上的不同使然外，一些人還擔心使用這個詞會首先聯想到讓人心悸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也是重要原因。出於這種顧慮完全可以理解。問題的關鍵在於，在對曆史上這種“左”的錯誤加以否定的同時，不能將之歸因於階級概念的使用，更不能無視改革開放以來一些新的階級形成的客觀事實。
與之相對應的是現階段中國社會雇傭勞動階級的出現和擴大。其中，雇傭工人處於雇傭勞動階級的底層，該階層一般具有以下兩個特征：一是雇工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差。例如，在私有化最徹底的溫州，隻有不到企業總數1%的國有、集體企業執行勞動時間規定比較好。大量中小企業嚴重超時勞動較為突出，日勞動時間在12小時以上的企業比較普遍，星期天很少休息，這種情況在製革、電器、編織、成衣等勞動密集型企業更為嚴重。二是工資收入少，社會保障水平低。在2004年中共中央統戰部與全國工商聯的調查中，隻有33.4%的被調查企業參加醫療保險，僅38.7%的企業參加養老保險，16.6%的企業參加失業保險，而且這些企業並不是為全部長年雇傭的工人投保，僅僅是為很少量職工（一般是企業想長期雇傭的技術工人，或者是企業主的近親、親戚等）投保。事實上，參加醫療保險的雇工僅占被調查企業全年雇傭工人總數的14.5%，參加養老保險的為22.7%，參加失業保險的為6.0%，比例相當低。雖然各級政府近些年來不斷提升了對雇傭勞動群體權益的保障水平，但深圳“富士康”的接連跳，作為勞動對資本的消極抵抗行為，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現階段中國雇傭勞動階級的劣勢地位。
現階段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重大變化還深刻地表現在，一些“黨政領導機關的幹部、公有企業的管理者、手中掌握著一定人、財、物管理權的人物”，或“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扶持代理人的辦法經商賺大錢，想做‘官員兼資本家’”；或“以權謀私，利用職權索賄受賄，大搞權錢交易，同社會上資產者（如私營企業主）建立了斬不斷的利益關係”。這種現象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前夕屢見不鮮。我國理論界總結為權利轉換論，認為在“體製轉型”過程中，把持重要崗位的企業經理和政府官員能通過非正式渠道，利用其有利位置，在過渡期的種種模糊和混亂中，將自己對國家財產的管理權在很大程度上變成所有權。他們利用所掌握的社會資源，在私有化過程中大獲其利，其機會要比其他階層多得多。進入新世紀以來，以“官商一體”為典型特征的大案要案的屢屢曝光，證明了官僚資產者這個群體已經不再是毛澤東時期的虛構，而成為一種活生生的客觀實在。
從應然的角度考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括私營企業主階級和雇傭勞動階級在內的若幹新的社會群體，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階層結構的合法性組成部分。官僚資產者這個群體顯然並不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階層結構的合法性部分。但從實然的角度看，這個群體作為一種特殊的存在，表現出現階段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複雜性，他們和不法私營企業主群體一起，集中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階層結構的“應然”和“實然”的矛盾。
3.兩類矛盾和兩大課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是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的轉變。這種轉變從質的層麵看已經基本完成，並且社會階級階層關係狀況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也標識出這一轉變的深刻程度。一個社會的變遷，總是伴隨一係列的結構性調整與創新。這個過程也總會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係列的矛盾和衝突，這就是社會學概念中的“結構緊張”的內涵。有學者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的“結構緊張”表現為因社會的結構分化速度快於製度規範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結構要素之間的緊張與脫節，使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由於政策與製度安排的變化而產生不滿，因而引發矛盾與衝突的狀態。對於這一觀點，綜合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需要補充說明以下幾點：第一，兩極對立是當下中國社會“結構緊張”的核心表征。
有學者認為，一個典型的表現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形成利益聯盟，從而絕對地占有了社會的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導致大多數勞動者邊緣化，形成鮮明的兩極對立的態勢。這一特征被有的社會學家稱為“社會結構的斷裂”。第二，整合相對滯後並不能被簡單歸結為“結構緊張”的主要原因。分化與整合不同步，整合明顯相對滯後，確實是造成中國社會矛盾和衝突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探尋當下中國社會矛盾和衝突形成的原因，至少還包括在社會分化過程中出現了諸如官僚資產者以及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從整體上滑落等因素。第三，“結構緊張”更為深刻地反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階層關係應然和實然的矛盾。就一般性而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製度設計和改革實踐決定了當下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衝突出現的必然性。就特殊性而言，有學者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衝突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反映出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然性要求的顯著差異，因此，這種“結構緊張”更為深刻地反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階層關係應然和實然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