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改革開放30多年曆史進程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道路問題始終是一個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爭論性話題。與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的肯定性闡釋相聯係的，是關於中國未來道路問題的激烈爭論。進入新世紀以來，民主社會主義和“普世價值”論等多種社會思潮都明確表達了影響中國道路方向的政治意圖，這也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報告中鄭重聲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重要原因。應該承認，中國道路問題的討論，不可避免地要麵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提問。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對“中國模式”的界定，首先取決於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認識。必須在思想上澄清，中國在未來追求的仍然是西方現代的物質生活方式，而“中國模式”僅僅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還是中國模式本身就與西方式的物質主義不相容。隻有在這個問題得到根本解決的前提下，對“中國模式”的探討才有望在邏輯上實現徹底的一貫。關於中國未來道路方向的爭論，也是中國道路問題成為焦點問題的重要依據。
從國際的視角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就的取得也吸引了國外各種各樣審視和分析的目光，從而凸現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比較意義。“所謂‘世界其餘國家的崛起’並不僅僅牽扯到經濟和政治權力，還牽扯到各種思想與模式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如果說中國模式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多的是發展經驗問題，那麼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則更多是一種價值問題。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中國模式就是對西方價值的挑戰和競爭。劉亞偉教授就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讓美國人惴惴不安，而把中國的崛起上升為一種理論更讓很多美國人憂心忡忡。“中國模式”可能最讓美國人擔心的一點是，它是不是意味著中美永遠不會是一股道上跑的車。可見，無論是“中國崩潰論”還是“中國威脅論”，無論是善意的讚揚還是妖魔化的唱衰，所依據的因素大都與中國發展道路的基本理念有關。確實，要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討論起源於西方，並非中國。但“北京共識”提出的一個重要意義，正如阿裏夫·德裏克所說的，“雷默先生的貢獻在於把它同中國發展模式聯係在一起”。就此而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識”無論是不是一個陷阱，畢竟創造了國內外深入研究中國模式的一個契機。在這一背景下，全麵係統地陳述自己的發展理念，讓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了解中國和理解中國，對於中國自身未來的發展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
2.中國模式概念辨析
雖然使用哪一個概念無關緊要，而且一些學者對於諸如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等概念並沒有嚴格地加以區分而是簡單混用，但我們還是需要麵對諸如“北京共識”、“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和“中國特色”等概念的辨析任務。因為在一些學者那裏，不同概念的使用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立意和出發點，同時也涉及對內涵的不同理解和把握。比如，有的學者不主張使用“共識”的概念，因為“共識”的基本意義是廣泛認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係列帶有明顯特征的發展戰略、製度和理念。有的學者也不主張使用“中國模式”的概念，認為我們的體製還沒有完全定型，還要繼續探索。而講“模式”，有定型之嫌。有的學者對此反駁道，如果是這樣，那我們隻能得出這樣兩點結論：一是當今世界沒有任何模式，因為我們今天學術界和媒體所說的各種模式均處在變動、發展之中，都麵臨著挑戰；二是如果隻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稱之為“模式”，那等於說“模式”必定是僵化的，這顯然是不對的。我們還看到，即使使用同一個概念，不同學者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學者認為，講中國道路，其實所指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的學者將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分析放在了鴉片戰爭以來160多年的曆史框架之中。有的學者則認為，中國道路是近代120年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後，曆經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探索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民族解放、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
對改革開放30多年曆史進程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道路問題始終是一個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爭論性話題。與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的肯定性闡釋相聯係的，是關於中國未來道路問題的激烈爭論。進入新世紀以來，民主社會主義和“普世價值”論等多種社會思潮都明確表達了影響中國道路方向的政治意圖，這也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報告中鄭重聲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重要原因。應該承認，中國道路問題的討論，不可避免地要麵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提問。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對“中國模式”的界定，首先取決於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認識。必須在思想上澄清，中國在未來追求的仍然是西方現代的物質生活方式，而“中國模式”僅僅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還是中國模式本身就與西方式的物質主義不相容。隻有在這個問題得到根本解決的前提下，對“中國模式”的探討才有望在邏輯上實現徹底的一貫。關於中國未來道路方向的爭論，也是中國道路問題成為焦點問題的重要依據。
從國際的視角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就的取得也吸引了國外各種各樣審視和分析的目光，從而凸現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比較意義。“所謂‘世界其餘國家的崛起’並不僅僅牽扯到經濟和政治權力，還牽扯到各種思想與模式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如果說中國模式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多的是發展經驗問題，那麼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則更多是一種價值問題。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中國模式就是對西方價值的挑戰和競爭。劉亞偉教授就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讓美國人惴惴不安，而把中國的崛起上升為一種理論更讓很多美國人憂心忡忡。“中國模式”可能最讓美國人擔心的一點是，它是不是意味著中美永遠不會是一股道上跑的車。可見，無論是“中國崩潰論”還是“中國威脅論”，無論是善意的讚揚還是妖魔化的唱衰，所依據的因素大都與中國發展道路的基本理念有關。確實，要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討論起源於西方，並非中國。但“北京共識”提出的一個重要意義，正如阿裏夫·德裏克所說的，“雷默先生的貢獻在於把它同中國發展模式聯係在一起”。就此而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識”無論是不是一個陷阱，畢竟創造了國內外深入研究中國模式的一個契機。在這一背景下，全麵係統地陳述自己的發展理念，讓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了解中國和理解中國，對於中國自身未來的發展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