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國模式概念辨析
雖然使用哪一個概念無關緊要，而且一些學者對於諸如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等概念並沒有嚴格地加以區分而是簡單混用，但我們還是需要麵對諸如“北京共識”、“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和“中國特色”等概念的辨析任務。因為在一些學者那裏，不同概念的使用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立意和出發點，同時也涉及對內涵的不同理解和把握。比如，有的學者不主張使用“共識”的概念，因為“共識”的基本意義是廣泛認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係列帶有明顯特征的發展戰略、製度和理念。有的學者也不主張使用“中國模式”的概念，認為我們的體製還沒有完全定型，還要繼續探索。而講“模式”，有定型之嫌。有的學者對此反駁道，如果是這樣，那我們隻能得出這樣兩點結論：一是當今世界沒有任何模式，因為我們今天學術界和媒體所說的各種模式均處在變動、發展之中，都麵臨著挑戰；二是如果隻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稱之為“模式”，那等於說“模式”必定是僵化的，這顯然是不對的。我們還看到，即使使用同一個概念，不同學者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學者認為，講中國道路，其實所指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的學者將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分析放在了鴉片戰爭以來160多年的曆史框架之中。有的學者則認為，中國道路是近代120年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後，曆經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探索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民族解放、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
但從總體上而言，“中國模式”一詞的使用頻率和認同度相對較高。在有的學者看來，“模式”一詞的使用首先就是用來說明自己發展道路的特殊性，是對其特殊性的界定。有的學者認為，對“中國模式”的總結，是因為“模式為現實提供定義，為比較提供知識，為未來提供指南”。更為重要的是，在他看來，善於總結概括自己發展經驗的國家才有“夢想”、有希望、有方向。肯定中國的進步，發現中國進步的“法寶”，並指出眼下危機的原因，是總結中國模式的動力。針對一些人關於“中國模式”並不是由中國人而首先是由一些別有用心的外國人提出來的，意在遏製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因而不宜使用等觀點的質疑，有的學者指出，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國模式，強調各國都要獨立思考，尋找適合自己實際情況的發展模式。中國模式並沒有什麼神秘可言，它所指的，無非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獨立思考，反複探索所找到的適合中國具體情況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無非就是指的為實現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戰略目標所作抉擇、所走道路、所用方法。有的學者認為，“模式”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概念，從社會發展意義上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並不存在任何疑義。因此完全沒有必要回避“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完全可以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來概括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
對“模式”一詞的趨於認同並非無足輕重。“模式”話語所形成的共識確實意味著：第一，“模式”一詞的使用，蘊涵著一種對中國模式業已基本定型和基本成熟的判斷。第二，“模式”一詞的使用，也蘊涵著對這一模式的肯定性認定。第三，由於“模式”還具有把某種特定的“方式”作為可以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推廣或供其效法的“樣板”的含義，因此，雖然探索中國模式的“著眼點不僅不是、而且恰恰是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給蘇聯模式自封樣板和示範，而主張各國要獨立自主地尋找適合本國情況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但確實意味著這一模式蘊涵著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借鑒和啟示意義的內容。對諸如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和中國特色等概念作一致性理解的前提在於進行外延的框定。在這方麵，已經有許多學者作出了努力。如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模式”可以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體係”、“發展實踐”共同構成的社會發展模式。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模式，可以認為是對中國模式的外延進行框定的三個基本範疇。
3.中國模式與社會主義
隨著中國模式研究的深入，究竟應不應該對中國模式作社會屬性的追問逐漸浮出水麵。換言之，現代化模式是不是一個與社會屬性相聯係的概念，成了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在這個問題上，至少需要麵對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在一些學者看來，兩者之間的聯係並不存在，而且將兩者聯係在一起不僅沒有必要，也毫無意義。中國模式就是中國模式，沒有必要冠以“社會主義”的字樣。這種有意或無意忽略中國模式的社會屬性的看法，其實是將發展模式歸結為與社會屬性無關的問題。另一種是，在認可中國模式現實合理性的同時，將這一模式視為了西方同道。在他們看來，之所以標出“社會主義”的字樣，實際上是“掛羊頭賣狗肉”而已。顯然，與前者相比，後者並不回避有關社會屬性的話題，隻不過作了另一種解讀。
是不是應該進行社會屬性的判定，究竟應該作哪一種社會屬性的判定，可能是關於中國模式的研究所必須麵對的最為關鍵的問題，也是一個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模式的方法論問題。美國學者阿裏夫·德裏克的一席話是對上述兩個問題的集中回答。他說：“北京共識”或者中國模式中最重要的內容，不是中國文化的副產品而應該是社會主義的遺產，中國國內或國際上有人試圖消滅這一遺產。“北京共識”或中國發展模式都能在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裏找到其淵源。美國學者羅茲曼認為：“本土因素和外來因素都會對一個國家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產生影響”，而這兩種因素的相互聯係構成了他考察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要論題之一。羅茲曼在這裏隻是從一個層麵說明了中國發展模式的特殊性。雖然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與曆史和國情固然不可分，並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但這些因素與社會屬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基礎性意義。恰是社會屬性的因素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化道路的形態。就此而言，我們需要從兩個層麵而非一個層麵來認識和把握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並依托這一基礎探討這條道路與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區別和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