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肯定性的方麵是評價這一段曆史的主要方麵，但這恰恰也是被一些人所嚴重忽略或質疑的方麵。另一方麵，也需要承認，這一曆史時期的探索始終沒有擺脫蘇聯模式的框架，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並沒有探索成功，其中的一些弊端仍然存在，嚴重妨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留下了許多值得深刻反思和總結的經驗教訓。不承認這一點，就談不上鄧小平對超越蘇聯模式的新的探索。正如他所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
正如有學者概括的：“毛澤東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理論與實踐上的探索過程中，所積累的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曆史經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前提，所提出的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理論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理論準備。”這一曆史時期的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提供了物質基礎、理論基礎和經驗基礎。中國模式固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創新成果，但它決非橫空出世。它並不是一個超曆史的抽象存在，而是內在地包含著前30年的種種因子，其中的核心內容正是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和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阿裏夫·德裏克提醒著那些對中國經驗感興趣的人們：吸引外部觀察者的那些方麵並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產物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遺產。民族經濟的一體化、自主發展、政治和經濟的主權以及社會平等這些主題的曆史和中國革命的曆史一樣悠久，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提出的。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改革開放30年雖然在許多方麵超越了前30年，但這種超越並沒有離開社會主義的軌道。它既沒有改變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製度和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也沒有改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執政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共產主義的奮鬥目標。相反，它在黨和國家的基本理論、政治體製、經濟體製、意識形態工作和國際戰略等方麵，與前30年之間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和連續性。正是這種一致性和連續性，使兩個30年內在地聯係在一起，成為一個完整的整體。
這種繼承性也證明了後30年中國道路不是對前30年道路的一種改弦易轍。形成於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模式是繼承性和創新性的統一，是新中國兩個30年探索的理論結晶。有意或無意將兩者對立或者割裂開來，必然會造成我們在認識和把握中國模式上出現嚴重的偏差。無視這一模式的曆史淵源和繼承性因素，一味將其中的基本內涵全部視為創新的產物，這樣做的結果並不能賦予中國模式以更多的光榮。恰恰相反，如果忽視了繼承性，既難以為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屬性正名，也難以獲得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的機會與可能。具體而言，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道路的價值目標、基本製度上。創新如果缺乏這一依托，就可能距離社會主義越來越遠。當然，中國模式的創新性是顯而易見的。不能正確看待這一模式的創新性因素，就難以客觀地對待前30年存在的問題。忽視了創新性的一麵，就無法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開啟新的探索的曆史必然性，也無法獲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和根據。具體而言，製度和體製在社會主義框架內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聯係作出的適應性讓步、實踐綱領的戰略調整以及改革的方式和策略等無疑都是創新性的方麵，正是這些因素成為中國模式超越性的具體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