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旅遊車路過，卻不停車，隻是緩緩減速慢行，讓遊客草草看一眼它。
一個十九歲的中國學生剛到德國說：這裏的人真壯啊，任何一個德國女孩都能打趴一個中國壯漢。過了十天，他的說法變了：這裏的人太散漫了，一個中國女孩恐怕能戰勝他們一群男人。又過了十天，他說他要研究一下德國人和他們的曆史。
世界上有少數幾樣東西，人們拿它沒辦法，隻能心服口服，隻能五體投地，無論情感怎樣，必須承認它的純粹的力量，別妄想去質疑它。這人間的力量之一，就有柏林牆。
看過了“牆”再去看柏林，總感到它是支離破碎的。牆沒了，空曠地帶當時都還在，東半個城區有個別建築還裸露著斷壁，有人把牆消失以後出現的空地稱作“歐洲最大的工地”。坐車出勃蘭登堡門向東走，經過一站一立的馬克思恩格斯二人像，那是中國遊客最愛照相的地方，再向東，越走越寂靜蕭條，有許多中國人熟悉的蘇聯式水泥板樓。
在德國，有人形容移民問題說：當初，我們要的是勞動者，但是“人”來了。
上世紀40年代後期，戰爭使德國國內男人驟減，當時允許土耳其人入境，他們擔任了最繁重肮髒的勞動，沒想到他們來了就不再回去，成家立業生兒育女，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就在這種時候，“牆”一夜間倒了，一千六百多萬東德人可以自由出入封閉了四十四年的界線，雖然都是日耳曼民族，但是這是完全不對等的融合，工作職位社會福利都是有限的。曾經，一個冒死逃亡者落地西柏林，他受到的是英雄式的擁抱歡呼，這些鏡頭現在還在“牆”的展覽館裏，現在看了仍舊激動人心，但是現實已經變了。擺在德國人麵前的是緊跟著自由蜂擁而來的東德人，事情不是合二而一那麼簡單。
從牆的倒塌起，再沒有什麼東西讓所有德國人耿耿於懷，同仇敵愾，四十四年中形成的差異很難在短時間裏變成同心同德。有一個外國人說：這兒不再東西對峙，卻依然南轅北轍，它是個搞不到一起的曆史半成品。
1999年，德國公布的官方數字是：柏林牆倒塌後的十年間對於原東德地區的撥款，每年一百億馬克用於公路，一百億馬克用於鐵路，一百億用於電話網絡。這十年裏，東德地區的私營企業家由起初的一萬名增加到五十萬名，汽車由三百九十萬輛增加到七百萬輛，電話由一百八十萬部增加到八百萬部。巨額開支使原西德人要付出更多的稅款。僅僅1998這一年，柏林市的文化預算就是十億美元，即使這種投入，在柏林街頭仍舊感覺它還有太多的事情沒做，千瘡百孔的地方隨處可見。何況有些東西即使是錢也難以改變。
離開柏林後，經過德累斯頓回德國西南部，它的中心火車站廣場成了一片工地，正在拆除列寧紀念碑，易北河邊發黑的古老宮殿都在等待維修。而萊比錫火車站附近的建築讓人想起中國1967年“文革”“武鬥”過後的狼藉。
東西兩邊的一部分人，沿襲著慣性，繼續吸著不同的香煙，喝不同的酒，看不同的電視節目，讀不同的報紙，有人漸漸感覺那座四米高的“牆”還無形地隱隱存在。這哪裏是當初徹夜欣喜狂奔的人們可以預料的。
柏林牆倒得太倉促，來不及銷毀的東德安全部門卷宗遺落世間，有人形容這些曾經絕密的資料，暴露了人在專政製度下的屈辱、低賤、膽怯和卑微。誰會樂於和多年來潛在暗處對自己的生活窺視告密的人呆在一起？直接死於牆的人以百計，而多年裏受到“牆”的蔭蔽恩惠者卻以幾十萬，甚至百萬計，這些人的突然暴露顯現，又難免不帶來更深更長久的內心嫉恨與惴惴不安。
2001年的9月12號早上起來，發現住處的窗外飄著德國國旗、美國國旗、巴登符騰堡州州旗。世貿中心的圖像是兩天後在嵌在牆壁上的小電視上見到的，它隻持續了幾分鍾，就有一個德國人跑過去按鍵換頻道，屏幕上出現股市行情，他正關心這個，看見一路向下的K線圖。後來我們注意到，德國公眾超級冷靜，甚至有點木然，他們停在電視屏幕前一小會，就默默地離開。
9月14日，是全德國降半旗悼念日。下午，去斯圖加特市中心廣場，見到有人正從窗口收卷巨幅旗幟，許多黑絲帶迎風飄拂，街頭藝人在地上用彩色粉筆畫聖嬰伸手向空中接一張降落中的一萬元的紙幣。露天吧裏喝咖啡的人和往日一樣悠閑。一個年輕人靠在一家瑞士刀專賣店櫥窗下麵，用一隻小橫笛吹奏《 斯卡博羅集市 》，讓人想起好萊塢老片《 畢業生 》。
我始終沒有弄清，德國人是天生就這麼寧靜，還是經曆過了1945年、1989年，他們更加沉思而寡言。
在德國最南端進入阿爾卑斯山區的小城菲森，是去新天鵝堡的路上，我們坐一個老人趕的旅遊馬車，他的氈帽上別滿了各種各樣列寧或者鐮刀斧頭或者紅旗的紀念章，高頭大馬轉彎時聽到他用俄語誇他的馬說：好！
是俄語，在上世紀60年代最後一年，我上了中學，第一天就知道要學俄語了，很快學了幾個詞：同誌，無產階級，毛主席萬歲，繳槍不殺，還有“好”。所以，多年之後，在德國，聽懂了馬車夫的俄語。而在科隆大教堂前，兩個正表演緩慢協奏曲的藝人看到我和徐向他麵前的小盒子裏放了幾馬克，其中那拉手風琴的年輕人突然快速又極熱情地轉向我們，幾乎是跳躍著奏起了《 喀秋莎 》，圍觀的人們也隨著節奏鼓掌，難道東方麵孔就一定喜愛前蘇聯的歌曲。